2018年12月2日 星期日
2018年1月20日 星期六
老子他說18-南懷瑾 講述
第十八章
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
忠臣孝子的偽裝
從第十七章的道的層面而相關於中國歷史哲學的演變角度來看，我們可以看出老子思想的特殊之處。老子的歷史哲學與儒家的觀念，乃至一般社會人生的態度，另成一格，大異其趣。從前面所說的天道自然，到此，他便提出反對仁義和智慧等的語句。只從文字上看，他是說，中國文化從上古以來，就是一個道，道衰微了，後來的人便提倡仁義道德，結果越強調越糟糕，適得其反。其次，老子也反對智慧。換句話說，知識越發達，教育學問越普及，人類社會陰謀詭詐，作奸犯科的事也就越多，越擺不平。接著，他舉出更明顯的理由，「六親不和有孝慈」，在家庭中所謂的六親，那便是父母、兄弟、夫婦，彼此之間有了矛盾、衝突，才看得出來：何者孝？何者不孝？
如果家庭是個美滿的家庭，一團和氣，大家和睦相處，那麼個個看來都是孝子賢孫，根本用不著特別標榜誰孝誰不孝。如果家中出了個孝子，相對之下，便有不被認同的不孝之子，這其間問題就大了。因此說，六親不和，才有所謂的「父慈子孝」。我們若是深入研究中國文化特別標榜的「二十四孝」，將發現許多值得討論的問題。比如擁有大孝美名的舜，其父母可以說不倫不類，很不像話，充分顯示了舜的父母，是處在一個問題家庭中，是非不斷，非常悲哀，因此舜才成為第一孝子。老子並不喜歡這樣，由於一個人的壞，襯托出另一個人的好，那是不幸的事，他希望每個家庭都和樂幸福。
「國家昏亂有忠臣」，同樣道理，老子不希望歷史上出太多的忠臣義士，忠臣義士並非好現象。我們歷史上所謂的忠臣，如岳飛、文天祥、史可法等人，皆為大家所景仰，因為他們對國家民族忠心耿耿，臨危受命，連個人寶貴的生命，都可犧牲。然而，這些可歌可泣的忠臣事跡，無不發生於歷史混亂、生靈塗炭的悲慘時代。一個忠臣的形成，往往反映了一代老百姓的苦難。假使國家風調雨順，永處太平盛世；社會上，大家自重自愛，沒有殺盜淫掠之事，那麼豈不個個是忠臣、人人是好人了嗎？因此，他主張不需特別讚美某人好、某人不得了。四十多年前，我在川西灌縣靈巖寺，看到有人書刻在靈泉石壁上的兩句話：「願天常生好人，願人常做好事。」便是老子此意，也才是天大的幸福。
老子這幾句話，從字面上粗淺一看，似乎非常反對儒家提倡仁義道德，但有幾點我們必須注意。
第一，老子在世的那個時代，正是春秋時期，社會面臨轉型時的種種變動，一個新社會形態逐漸形成，這中間產生了很多病態的現象。老子在此病態社會中，體會出他的人生哲學，才會有這樣的說法。他的話，乍看起來是唱反調，但仔細研究一下，這正是一種非常寶貴的正面教育。
我們可以另外舉一個反證。例如把孔子作的《禮記》中的《禮運篇》，加以整體研究後，就會發現孔子亦有老子這樣的看法。中國文化，素來重視道德的價值，《禮記》中的《禮運篇》已經表達得很清楚。所謂的「德」乃歸於「道」中，德是道的用，道是德之體。而這個道又是什麼呢？老子自己認為道就是自然，但是由遠古到黃帝的時代，人為的一切，已經漸漸不合於道了。
第二，從黃帝以前的遠古史來看，在《列子》書中，假托黃帝本身夢想的文章，便是夢遊「華胥國」，這是不是真實的故事，此處暫且不加討論。文中提到，黃帝作夢，到了另外一個國家，那裡到處太平安詳，沒有任何不幸之事，是人類盼望中的天國。這篇「華胥夢」等於中國文化所嚮往的理想國。其他像相拉圖的「理想國」、莫耳的「烏托邦」，乃至佛家的「極樂世界」、基督教的「天堂」，都是其來有自，反映了這個世間的人類，苦難重重，無時不在鬥爭戰亂中，因此人們便自然而然地追求另一個幸福圓滿的境界。而老子所謂的大道，正代表了它的內涵與精神。
其實，老子講「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的說法，未免失之太刻薄，但這也是愛之心切，所以責之更嚴。孔子在《禮運篇》也講得差不多，只是表達方式不同而已。此即儒道二家的態度差別之處，但是道理是相互貫通的。
孔子在《禮運篇》上說：「故用人之智去其詐。用人之勇去其怒。用人之仁去其貪。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貧苦，人之大惡存焉。故欲惡者，心之大端也。人藏其心，不可測度也，美惡皆在其心，不見及色也。欲一以窮之，捨禮何以哉！」人有了智慧，智慧的反面就是奸詐，用得好就是大智大慧，用歪了就是老奸巨猾，全在一念之間。因此孔子強調「用人之智去其詐」。而大勇的人，往往氣魄大，脾氣也大。大勇的反面，就是多怒，佛家稱之為「嗔」。假使一個大英雄、大丈夫，沒有暴烈的壞脾氣，那就很可貴了。「用人之仁去其貪」，仁慈本是件好事，但是仁慈太過了，變得婆婆媽媽，待人接物軟塌塌的，心理上難免有一種不自覺的貪戀、執著。因此，能夠保持一片仁慈博愛之心，而無這層貪著之念，那便不會發生不良的副作用了。從這裡，我們已可明確地看出，老子的「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其意和孔子所講的道理，並無矛盾衝突之處，只是文學的手法不一樣而已。
孔子又說：「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吃好的、喝好的，以及喜歡男女間的關係，這是人生根本的慾望。「死亡貧苦，人之大惡存焉」，至於死亡和貧窮痛苦，那天底下的人都害怕，都討厭碰上。所以，「故欲惡者，心之大端也」，一個人愛好追求飲食男女的享受，逃避死亡與貧窮的來臨，這是心理現象的根本。但是，「人藏其心，不可測度也」，人的思想、念頭，從外表是很難看出來，也很難測驗得知的。一個人動什麼腦筋，打什麼主意，心地善與不善，只要不表現於行為，有誰會知道？「美惡皆在其心，不見及色也」，一切的好壞，全憑他心念的變化，根本沒有顏色、聲音可資辨別。所有的動機想法都深藏在一個人的內心深處，那麼，「欲一以窮之，捨禮何以哉」，要把這些人心的根本問題加以整理、統一，使之去蕪存菁，轉劣從良，惡行成善舉，除了「禮」--文化教育外，還有什麼辦法呢？
春秋兩大名醫--老子與孔子
整個比較起來，孔子代表儒家的思想，與老子代表的道家思想在理上是一貫的。現在再作更進一步的說明。我們中國講「仁義」思想，春秋以前也有這種觀念，但很少刻意提倡。為什麼？那時社會上背情絕義的病態較少。我常說，中國文化裡頭，經常提到「孝道」，與世界其他文化相較，孝道是中國特有的優點，其高明可貴之處，無可置疑。但這同時也說明了，這幾千年來，我們不孝之舉太多了，因此孔子才不得不提倡孝道。同樣地，社會上不仁不義的故事層出不窮，所以聖賢們才用心良苦，提供這服「仁義」的藥方，希望社會有所改善。孔子是個文化醫生，他把當時文化中的疑難雜症診斷出來，投以對症的藥石，嘗試解決這些令人頭痛的問題。
老子也是個醫生，但他是研究醫理的醫生，也就是醫生的醫生。他認為儒生們開的藥方，對是對，但是藥吃多了，難免又會出毛病，副作用在所難免。光講仁義道德，說得天花亂墜，有人自然要加以利用，做出假仁假義、欺世盜名之事，結果弄巧成拙，照樣害人。春秋戰國時代的社會病態最為嚴重，強調仁義，便最積極。老子身處其境，討厭這種風氣，所以從反面來對症下藥。
他說：「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智慧與奸詐，乃一體兩面，一線之隔。聰明與狡猾、老實與笨蛋，根本是息息相關的孿生兄弟。誠實的智慧合於「道」，用之於世，為人類社會謀福造利，那就對了，名之為「德」。道是體，德是用。然而，誠實雖是好事，若是用不得當，那也會適得其反，壞了事情。
老子這段話，干萬不要隨隨便便看過。近幾十年來，我發現有人研究老子，讀了此章之後，不作深入一層的體會，便驟下錯誤的評語說，老子反對仁義，反對智慧，反對作忠臣，反對作孝子。這不曲解得太嚴重了嗎！其實老子並不反對這些，他只是要我們預防其中可能產生的不良作用而已。
每一件事，皆有其正反兩面，我們同時必須考慮到。或者時間久了，思想搞不通，走了樣；或者某一個觀念流行多年，時遷境移，已不合宜，並且流弊叢生，失其原意，這就要懂得《大學》的「苟日新，又日新，日日新」的道理了，此時必須知道變通。所以，老子的思想與《易經》的思想是一樣的，都在一個「變」字。
《易經》有五種學問--「理、象、數、通、變」。「理」是哲學的，《易經》每一個卦，背後皆有其哲學道理。「像」，一件事物，一個東西，都有它本身的現象。比如虛空，也有它的現象，空空洞洞，不可捉摸。每一種現象的發生，必須有其形成的哲學道理。而這「理」和「像」二者，也可以借數字符號來表達、整理。那便是「數」了。「理」、「像」、「數」是《易經》三個根本所在，必得將之透徹研究後，才知道「通」，只知「理」，不通「像」、「數」；只知「像」、「數」，不通「理」，都不行。要樣樣深入，全部融會貫通，方能達「變」，方能洞燭機先，隨時知變、適變、應變。知道變，而能應變，那還屬下品境界。上品境界，能在變之先，而先天下的將變時先變。等到事情已經迫在眉睫才變，那也恰恰只合於變通而已。老子對仁義、智慧所提的這番道理，也屬於變通的一種。
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
忠臣孝子的偽裝
從第十七章的道的層面而相關於中國歷史哲學的演變角度來看，我們可以看出老子思想的特殊之處。老子的歷史哲學與儒家的觀念，乃至一般社會人生的態度，另成一格，大異其趣。從前面所說的天道自然，到此，他便提出反對仁義和智慧等的語句。只從文字上看，他是說，中國文化從上古以來，就是一個道，道衰微了，後來的人便提倡仁義道德，結果越強調越糟糕，適得其反。其次，老子也反對智慧。換句話說，知識越發達，教育學問越普及，人類社會陰謀詭詐，作奸犯科的事也就越多，越擺不平。接著，他舉出更明顯的理由，「六親不和有孝慈」，在家庭中所謂的六親，那便是父母、兄弟、夫婦，彼此之間有了矛盾、衝突，才看得出來：何者孝？何者不孝？
如果家庭是個美滿的家庭，一團和氣，大家和睦相處，那麼個個看來都是孝子賢孫，根本用不著特別標榜誰孝誰不孝。如果家中出了個孝子，相對之下，便有不被認同的不孝之子，這其間問題就大了。因此說，六親不和，才有所謂的「父慈子孝」。我們若是深入研究中國文化特別標榜的「二十四孝」，將發現許多值得討論的問題。比如擁有大孝美名的舜，其父母可以說不倫不類，很不像話，充分顯示了舜的父母，是處在一個問題家庭中，是非不斷，非常悲哀，因此舜才成為第一孝子。老子並不喜歡這樣，由於一個人的壞，襯托出另一個人的好，那是不幸的事，他希望每個家庭都和樂幸福。
「國家昏亂有忠臣」，同樣道理，老子不希望歷史上出太多的忠臣義士，忠臣義士並非好現象。我們歷史上所謂的忠臣，如岳飛、文天祥、史可法等人，皆為大家所景仰，因為他們對國家民族忠心耿耿，臨危受命，連個人寶貴的生命，都可犧牲。然而，這些可歌可泣的忠臣事跡，無不發生於歷史混亂、生靈塗炭的悲慘時代。一個忠臣的形成，往往反映了一代老百姓的苦難。假使國家風調雨順，永處太平盛世；社會上，大家自重自愛，沒有殺盜淫掠之事，那麼豈不個個是忠臣、人人是好人了嗎？因此，他主張不需特別讚美某人好、某人不得了。四十多年前，我在川西灌縣靈巖寺，看到有人書刻在靈泉石壁上的兩句話：「願天常生好人，願人常做好事。」便是老子此意，也才是天大的幸福。
老子這幾句話，從字面上粗淺一看，似乎非常反對儒家提倡仁義道德，但有幾點我們必須注意。
第一，老子在世的那個時代，正是春秋時期，社會面臨轉型時的種種變動，一個新社會形態逐漸形成，這中間產生了很多病態的現象。老子在此病態社會中，體會出他的人生哲學，才會有這樣的說法。他的話，乍看起來是唱反調，但仔細研究一下，這正是一種非常寶貴的正面教育。
我們可以另外舉一個反證。例如把孔子作的《禮記》中的《禮運篇》，加以整體研究後，就會發現孔子亦有老子這樣的看法。中國文化，素來重視道德的價值，《禮記》中的《禮運篇》已經表達得很清楚。所謂的「德」乃歸於「道」中，德是道的用，道是德之體。而這個道又是什麼呢？老子自己認為道就是自然，但是由遠古到黃帝的時代，人為的一切，已經漸漸不合於道了。
第二，從黃帝以前的遠古史來看，在《列子》書中，假托黃帝本身夢想的文章，便是夢遊「華胥國」，這是不是真實的故事，此處暫且不加討論。文中提到，黃帝作夢，到了另外一個國家，那裡到處太平安詳，沒有任何不幸之事，是人類盼望中的天國。這篇「華胥夢」等於中國文化所嚮往的理想國。其他像相拉圖的「理想國」、莫耳的「烏托邦」，乃至佛家的「極樂世界」、基督教的「天堂」，都是其來有自，反映了這個世間的人類，苦難重重，無時不在鬥爭戰亂中，因此人們便自然而然地追求另一個幸福圓滿的境界。而老子所謂的大道，正代表了它的內涵與精神。
其實，老子講「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的說法，未免失之太刻薄，但這也是愛之心切，所以責之更嚴。孔子在《禮運篇》也講得差不多，只是表達方式不同而已。此即儒道二家的態度差別之處，但是道理是相互貫通的。
孔子在《禮運篇》上說：「故用人之智去其詐。用人之勇去其怒。用人之仁去其貪。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貧苦，人之大惡存焉。故欲惡者，心之大端也。人藏其心，不可測度也，美惡皆在其心，不見及色也。欲一以窮之，捨禮何以哉！」人有了智慧，智慧的反面就是奸詐，用得好就是大智大慧，用歪了就是老奸巨猾，全在一念之間。因此孔子強調「用人之智去其詐」。而大勇的人，往往氣魄大，脾氣也大。大勇的反面，就是多怒，佛家稱之為「嗔」。假使一個大英雄、大丈夫，沒有暴烈的壞脾氣，那就很可貴了。「用人之仁去其貪」，仁慈本是件好事，但是仁慈太過了，變得婆婆媽媽，待人接物軟塌塌的，心理上難免有一種不自覺的貪戀、執著。因此，能夠保持一片仁慈博愛之心，而無這層貪著之念，那便不會發生不良的副作用了。從這裡，我們已可明確地看出，老子的「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其意和孔子所講的道理，並無矛盾衝突之處，只是文學的手法不一樣而已。
孔子又說：「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吃好的、喝好的，以及喜歡男女間的關係，這是人生根本的慾望。「死亡貧苦，人之大惡存焉」，至於死亡和貧窮痛苦，那天底下的人都害怕，都討厭碰上。所以，「故欲惡者，心之大端也」，一個人愛好追求飲食男女的享受，逃避死亡與貧窮的來臨，這是心理現象的根本。但是，「人藏其心，不可測度也」，人的思想、念頭，從外表是很難看出來，也很難測驗得知的。一個人動什麼腦筋，打什麼主意，心地善與不善，只要不表現於行為，有誰會知道？「美惡皆在其心，不見及色也」，一切的好壞，全憑他心念的變化，根本沒有顏色、聲音可資辨別。所有的動機想法都深藏在一個人的內心深處，那麼，「欲一以窮之，捨禮何以哉」，要把這些人心的根本問題加以整理、統一，使之去蕪存菁，轉劣從良，惡行成善舉，除了「禮」--文化教育外，還有什麼辦法呢？
春秋兩大名醫--老子與孔子
整個比較起來，孔子代表儒家的思想，與老子代表的道家思想在理上是一貫的。現在再作更進一步的說明。我們中國講「仁義」思想，春秋以前也有這種觀念，但很少刻意提倡。為什麼？那時社會上背情絕義的病態較少。我常說，中國文化裡頭，經常提到「孝道」，與世界其他文化相較，孝道是中國特有的優點，其高明可貴之處，無可置疑。但這同時也說明了，這幾千年來，我們不孝之舉太多了，因此孔子才不得不提倡孝道。同樣地，社會上不仁不義的故事層出不窮，所以聖賢們才用心良苦，提供這服「仁義」的藥方，希望社會有所改善。孔子是個文化醫生，他把當時文化中的疑難雜症診斷出來，投以對症的藥石，嘗試解決這些令人頭痛的問題。
老子也是個醫生，但他是研究醫理的醫生，也就是醫生的醫生。他認為儒生們開的藥方，對是對，但是藥吃多了，難免又會出毛病，副作用在所難免。光講仁義道德，說得天花亂墜，有人自然要加以利用，做出假仁假義、欺世盜名之事，結果弄巧成拙，照樣害人。春秋戰國時代的社會病態最為嚴重，強調仁義，便最積極。老子身處其境，討厭這種風氣，所以從反面來對症下藥。
他說：「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智慧與奸詐，乃一體兩面，一線之隔。聰明與狡猾、老實與笨蛋，根本是息息相關的孿生兄弟。誠實的智慧合於「道」，用之於世，為人類社會謀福造利，那就對了，名之為「德」。道是體，德是用。然而，誠實雖是好事，若是用不得當，那也會適得其反，壞了事情。
老子這段話，干萬不要隨隨便便看過。近幾十年來，我發現有人研究老子，讀了此章之後，不作深入一層的體會，便驟下錯誤的評語說，老子反對仁義，反對智慧，反對作忠臣，反對作孝子。這不曲解得太嚴重了嗎！其實老子並不反對這些，他只是要我們預防其中可能產生的不良作用而已。
每一件事，皆有其正反兩面，我們同時必須考慮到。或者時間久了，思想搞不通，走了樣；或者某一個觀念流行多年，時遷境移，已不合宜，並且流弊叢生，失其原意，這就要懂得《大學》的「苟日新，又日新，日日新」的道理了，此時必須知道變通。所以，老子的思想與《易經》的思想是一樣的，都在一個「變」字。
《易經》有五種學問--「理、象、數、通、變」。「理」是哲學的，《易經》每一個卦，背後皆有其哲學道理。「像」，一件事物，一個東西，都有它本身的現象。比如虛空，也有它的現象，空空洞洞，不可捉摸。每一種現象的發生，必須有其形成的哲學道理。而這「理」和「像」二者，也可以借數字符號來表達、整理。那便是「數」了。「理」、「像」、「數」是《易經》三個根本所在，必得將之透徹研究後，才知道「通」，只知「理」，不通「像」、「數」；只知「像」、「數」，不通「理」，都不行。要樣樣深入，全部融會貫通，方能達「變」，方能洞燭機先，隨時知變、適變、應變。知道變，而能應變，那還屬下品境界。上品境界，能在變之先，而先天下的將變時先變。等到事情已經迫在眉睫才變，那也恰恰只合於變通而已。老子對仁義、智慧所提的這番道理，也屬於變通的一種。
老子他說26-南懷瑾 講述
第二十六章
重為輕根，靜為躁君。是以聖人終日行而不離輜重，雖有榮觀，燕處超然。奈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輕則失本，躁則失君。
一肩挑盡古今愁
由上章的四大--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和四法--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跟著而來，就有本章人法地的引申說明，即所謂「重為輕根，靜為躁君，是以聖人終日行而不離輜重」。
重和輕，靜和躁，都是相對兩種現象。重和輕，是物理現象的相對。靜和躁，是生態現象的相對。但從原文文字上看來，老子上側重「重」和「靜」的重要，只偏向一頭，而捨置它相互影響的關係。
正如我們現代，有了科學知識以後，知道物質的重量，是受萬有引力--地心吸力的作用而來。倘使物質脫離了地心吸力，在太空中，便會失去重心的作用，都是飄浮自在，輕便悠遊的。我們人生的肉體生命，也是如此。所以心思高飛遠舉，但肉體的生命，脫離不了萬有引力的作用，仍在原地不動，即使盡量鍛煉體能，也只有相當的限度，不能達到想像的自由。道家的學術，也早已知道這個原則，因此，才產生對生命功能超越物質世界的方術，所謂神仙丹道之學。
修煉丹道的方法，首先是從習靜著手，久久習靜而捨離後天躁動的習性，也正是從《老子》第十六章所說：「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哥以觀復。夫物芸芸，各復歸其根，歸根日靜，是謂覆命」的原理而來。如此習靜修煉，鍛煉精神和肉體，互相合一而歸於至靜之極的不動之動，便可達到神仙「沖舉」的成果。這便是中國神仙方伎學術的根據。老子，當然與神仙丹道不能脫離關係。「沖舉」，便是後世學仙者所期望能修到「白日飛昇」的古文辭之簡稱。當然，其中修煉習靜的法則與修煉過程中的變化，卻並不是三言兩語可以概括它的大要。
那麼，為什麼在本章中，又似乎特別注重「重」和「靜」的關係有如此的重要呢？難道說，重到極點，才能「輕舉」嗎？其實，從道家仙道修養的理論來講，對於這裡所用的「重」字，可以牽強作為重厚沉靜的意義來解釋，如第三章所謂「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的理論配合。後世有合儒道兩家的修養原理，概括其扼要，而以「沉潛靜定」作為修道的根基的，也可以說，是完全相合的。
但如連合本章的上下文句來說，那便須脫離神仙丹道的修養方術，專從人生日用的道用上立論了。雖然是偏向一面倒的理念，但是可以強調地說它沒有錯。因為「重為輕根，靜為躁君」，才能作為下一句「聖人終日行而不離輜重」的基準。
重是輕的根源。靜是躁的主宰。「輜」字的內涵，是車上裝載著行李或物件的意思。輜重，便是車子裝載重量行李的統稱。那麼，為什麼聖人要終日行而不離輜重呢？在這裡，不妨讓我先說一個笑話。我在年輕的時候，出門走路，總喜歡手上抓一樣東西，才覺得合適。如果兩手空空，甩來甩去，自己覺得好像毫無把握，很怪很怪似的。有時不帶書包或公文袋，也要抓一本書或刊物，卷在手裡拿著。再不然，拿一根手杖，才覺得穩實。有人笑問我這是為了什麼，說也說不明白，只好對他說，這是學了老子的「聖人終日行而不離輜重」。我非聖人，但站妄學學，聽者講者，彼此都哈哈一笑了事。
其實，是不是這樣呢？誰又知道。如果做聖人真的要終日行不離輜重，那好辛苦，不如不作聖人的好。而巨，整天都不離負擔重物的勞工朋友們，他們早已成聖成賢了！難道，老子自己西出函谷關的時候，騎在青牛背上，還要挑負一肩行李，或背著一個包袱嗎？如果不是這樣，老子何以扯謊教人要「終日行而不離輜重」呢？
誰肯放下自私的包袱
笑話說過了，再來正經的。讀本章這一節原文的深意，以我個人的淺見來說，已如上面講過，正是老子指明「人法地」的準則。我們生命立足點的大地，負載萬物和一切，生生不已，終日運行不息而毫無怨言，也不索取人們和萬物付於任何代價。它總是默默無言地，靜靜前進，不斷地輪轉，而給予所有生物生命的滋養。所以生而為人，也應靜靜地傚法大地，要有負重載物的精神。尤其是要學聖人之道的人，更應該有為世人與眾生，挑負起一切痛苦重擔的心願，不可一日或離了這種負重致遠的責任心。這便是「聖人終日行而不離輜重」的本意。尤其是告誡身負國家社會人民所期望者的君主--領導人和官吏們，更當有如此這般的存心，才是合道的明君或良臣。因此，在下文，便有「雖有榮觀，燕處超然」的名言。
「終日行而不離輜重」是說志在聖賢的人們，始終要戒慎恐懼，隨時隨地存著濟世救人的責任感。如在顛沛流離中的大舜，始終以大孝於天下存心。如大禹的治平洪水，九年在外櫛風沐雨，腓無胈、脛無毛，三過其門而不入。但古人又說：大德者，必得其名，必得其位，必得其壽。這是善有善報的必然因果律。倘使你能做到功在天下國家，萬民載德的地位，當然會得到最光榮的酬庸，正如隋煬帝楊廣所說的：「我本無心求富貴，誰知富貴迫人來。」如果真正有道之士，到了這種地位，雖然處在「榮觀」之中，仍然恬淡虛無，不改本來的素樸；雖然燕然安處在榮華富貴之中，依然有超然物外，不受功成名遂、富貴榮華而自累其心，這才是有道者的自處之道。這裡的「榮觀」的「觀」字，是破音字，應作古代建築物的「觀」字讀，不可作觀看的「觀」字來讀。「燕」字，通作「晏」，便是安靜的意思。
然而，在老子當時所見聞中的各國諸侯君主們，當然都不能明白傳統文化中君道和臣道的這種原則。因此，他才有深深感歎說：「奈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輕則失本，躁則失君。」所謂「身輕天下」的語意，是說他們不能自知修身涵養的重要，犯了不知自重的錯誤，不擇手段，只圖眼前攫取功利，不顧喪身失命的後果。因此，不但輕輕易易失去了天下，同時也戕殺了自己，這就是觸犯「輕則失本，躁則失君」的大病。
兩臂重於天下
講到身輕天下的說明，我們且看善於承繼老子之學的莊子的發揮，最為清楚。《莊子·外篇》中的《讓王篇》提到：
韓、魏相與爭侵地，於華子見（韓）昭僖侯。昭僖侯有憂色。子華子曰：今使天下書銘於君之前。書之言曰：左手攫之則右手廢。右手攫之則左手廢。然而攫之者必有天下，君能攫之乎？
昭僖侯曰：寡人不攫也。子華子曰：甚善。自是觀之，兩臂重於天下也。身亦重於兩臂。韓之輕於天下亦遠矣。今之所爭者輕於韓又遠，君固愁傷生以憂戚不得也。僖侯曰：善哉！教寡人者眾矣，未嘗得間此言也。子華子可謂知輕重矣。
人的生命之價值，在於我有一個完整無暇的現實身體的存在。志在天下國家，成大功、立大業者，正為我有身存，老子所謂：「及吾無身，又有何患。」現在正因為還有此身的存在，應該戒慎恐懼，燕然自處而游心於物慾以外，然後不以一己的個人自私而謀天下國家大眾的大利，立大業於天下，才不負天賦所生生命的價值。可是，很可惜的，便是當時的君主們，以及後來的君相們，大多都只圖眼前的私利而困於個人權勢的慾望中，以身輕天下的安危而不能自拔，因此而引出老子有奈何！奈何！奈若何的一歎！
我們引用了《莊子·外篇》「兩臂重於天下」的說法，看來，似乎過於消極，太過於為個人自私了。但從人道的觀點來看，立身愛己，正是大有為於天下的開始，所以儒家才有「孝子不立於危牆之下」的大戒。修身養身無道，又哪裡能夠擔當起天下國家危難的大任呢？同時須知，人無超然出世的修養，而貿然談利益天下國家的大業，正是失其輕重權衡之處，所謂「輕則失本，躁則失君」。因此，使我臨時想起明代(木有)堂禪師的一首詩，從表面看來，又似乎很消極，但細入深究，它正是人生積極的透徹觀。
詩曰：
人生不滿一百歲，今是昨非無定名。天下由來輕兩臂（便是上面所講莊子書中子華子說昭僖侯的故事），世間何故重連城（價值連城的璧玉，也就是趙相藺相如奪秦惠王卞和之壁的故事）。龍亡大澤群鰍舞（秦失其鹿，天下爭逐的翻版），兔盡平原走狗烹（范蠡給文種書所說的「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名言。後來韓信臨死時也引用過）。滿目亂坡眠白石（古往今來的一切人等，最後都是如此），有時特地憶初平（道家神仙傳稱廣成子名董初平。但這裡所說的初平，是指企望天下初平的盛世而言）。
超然輕重的歷史故事
老子的話，本來已如珠之走盤，周延涵蓋，無所不通，仁者見之為仁，智者見之謂之智。何況又是以簡樸的古文寫成，難作明確的界說。因此，又被黠慧者用作專制時代的帝王權術，或為大臣者的自處箴言，當然亦是在所難免。如果根據歷史的經驗，從每一朝代帝王制度的政策來看，對於「重為輕根，靜為躁君」的理解，也有完全偏向於另一角度了。
例如周朝建國的政策，重點放在中央集權，諸侯分治，開創一套完整的周代封建制度，適合於當時時代環境最好的一個策略。但天下事往往「重為輕根」，你所認為已經把握了的重點，將來發生弊病的，也往往出在這個重點上面，正如唐征君趙蕤所謂：
天下大器也，群生重蓄也。器大不可以獨理，蓄重不可以自守。故劃野分疆，所以利建侯也。親疏相鎮，所以關盛衰也。
昔周監於二代，立爵五等，封國八百，同姓五十五，深根固本，為不可拔者也。故盛則周召相其沿，衰則五霸扶其弱，所以夾輔王室，左右厥世，此三聖（周文王、武王、周公）製法之意。
然厚下之典，弊於尾大。自幽平以後，日以陵夷。爵祿多出於陪臣，征伐不由於天子；吳並於越，晉分為三，鄭兼於韓，魯滅於楚，海內無主，四十餘年而為戰國矣。
這便是重為輕根的最好說明。到了秦始皇統一天下，看到周代封建後期的弊病，就廢封建改為郡縣，完全走中央集權的路線，自以為可以建萬代帝王世系的基業。誰又知道過不了十多年，天下大亂，封疆無得力的防守，就易姓為王，成了劉邦的漢室天下。
漢初鑒於秦始皇中央集權的缺點，又仿照周代封建的辦法，分封同姓子弟為王（非同姓者當然都不能為王），認為一旦天下有變，同胞血肉，必能拱衛帝系。誰知不到十多年，先亂於劉邦的老婆--呂後，殺戮劉氏宗室幾乎殆盡。雖然由漢文帝劉恆的復興，但過不了十多年，又有景帝劉啟時代同室操戈的七王造反。因此，不敢再信外藩，變成宮室後族的外戚操權，和一班宦官太監們把持朝政，終有前漢的外戚王莽篡位，後漢的曹操逼宮等故事發生。
從此以後，中國帝王政治體制，造成變亂的弊病，不外是外藩、內戚、太監、女媧等幾個基本的因素，互相消長。唐代開始亂於藩鎮，宋代又鑒於唐朝的弊病，重用文人政治而採取中央集權，終至半壁江山，始終不能完成統一的局面。後來的元、明、清三朝，大致也難逃此例。
總之，無論任何政治體制，開創的時期，如何計慮周詳，畢竟跳不出「重為輕根，靜為躁君」大原則的演變。即使如西洋史上的規律，也逃不了老子--太上老君這個八卦爐。自法國路易十四以後直到現在，君主固然不好，民主法治也未見得是完美的政體。將來的天下，正因為人類社會高估民主的可貴而終於毀滅在民主的變相。且看今日域中的英、美，其未來的禍根，早已埋伏在現在所謂假相幸福的社會福利和重量不重質、譁眾取寵的民主自由的制度之中了！
道家老子的哲學，看透了「重為輕根，靜為躁君」和「禍者福之所倚，福者禍之所伏」自然反覆演變的法則，所以才提出「雖有榮觀，燕處超然」的告誡。也正因為先有老子的這些告誡，後有人生的種種經驗，造成歷代的高明從政者，如范蠡等人，以及較為知機的張良，想要極力作到「功成，名遂，身退」。但很可惜，他始終不如正統道家的隱士們，乾脆早自全身隱遁，不?混水。退而求其次，又不如范蠡的隱遁而去。至於如韓信一流的人物，李煜一流的角色，只是志在功名，或志在富貴的迷夢中，始終不知輕重根源的關鍵，更不知「雖有榮觀，燕處超然」的妙用。尤其是李煜，更為可憐，在他當時那樣的時代環境中，不知戒慎恐懼、奮發圖強的自處之道，反而真的玩起「燕處」危巢的超然詞章文學，只知填些「蝶戀花」的「一片芳心千萬緒，人間沒個安排處」，寫些纏綿悱惻的妙文。難怪後來趙匡胤對他的評語說：李煜如果把作詩詞的工夫拿來專心搞政治，也未必會為我所擒。這也確是趙匡胤說的一句老實話。
至如韓信的開場與收場，基本上就犯了老子的「重為輕根，靜為躁君，聖人終日行而不離輜重。雖有榮觀，燕處超然」的錯誤，而且更缺乏這種學養。所以宋代越王錢鏐的孫子錢俶，有一首借題發揮論韓信的詩，說得最好，詩曰：
登壇拜將思雖重，躡足封時慮已深。
隆准由來同烏嚎，將軍應起五湖心。
韓信，的確是很可愛的具有俠義人性的人物。他善於用兵，而缺乏政略和大謀略的修養。他重視恩情而不顧怨懟的爽朗胸襟，極可欽佩。他對劉邦當時的登壇拜將的作風，早已埋下「英雄生怕受恩深」的情懷。所以後來提出封假三齊王的要求，也是基於這種受恩的深情而講的真話。劉邦被張良踢了一足，便立刻變盛怒為假惺惺，馬上真地封他為三齊王的時候，早已埋下後來的結局。隆准，是漢高祖劉邦長相的特徵，鼻子特別高又厚，相法所謂伏犀貫頂的通天鼻。長頸鳥喙，是范蠡對文種講越王勾踐長相的特徵，頭頸特別長，嘴巴很尖銳，所謂「長頸鳥喙，可以共患難，不可以共安樂」的評語。古今中外的君主領導人們，雖然各有不同的特別外形，但都有同一模式的猜忌心理。其實，這是人性的根本問題，除非聖賢，誰能遣此，最為可哀。
因此錢俶評論韓信，早已應該知道自己的收場結果，何以不學范蠡一樣，功成，名遂，身退，泛舟五湖，飄然遠引呢？其實，錢俶這首詩，正是針對他朝見趙匡胤的時候，趙匡胤封了一箱東西，叫他回去在路上拆看。他出了京城，打開一看，箱裡所裝的，都是大臣們的建議，要趙匡胤扣留或殺了錢俶的報告。但趙匡胤不殺錢俶，也不扣留他，叫他安心回去，正是要他老老實實自己奉獻越國，乖乖歸順的手法。錢俶懂得很深，也很清楚當時的情勢，因此，借評韓信的詩來發揮自己胸中的塊壘，奉表稱臣，正是學范蠡的泛舟五湖的最好自處，恰又合了老子的「燕處超然」，不以身輕天下的法則。杭州保俶塔的建立，應該是錢俶朝見趙匡胤的時候，他的親信人們，為他祈福消災所建的紀念物。後來杭州人對保俶塔有各種不同的傳說，似乎都是歪曲事實了。當然，這是順便一提，或可判為事出有因，查無實據，而不足為憑。這是說為人臣立場的，必須具有「雖有榮觀，燕處超然」，知機知時的自處之道。不然，便會有如清初名臣尹善所自慨的名句「烏入青雲倦亦飛」欲罷不能之歎了！
但是老子的話，正如臨濟禪師所謂「一語中具三玄門，一玄門中具三要義」。它是隨方逐圓，面面俱到的。歷史的經驗留給我們的殷鑒，有關類似「雖有榮觀，燕處超然」而不以身輕天下的反面事實也很多。例如公子小白，與鮑叔的同謀，身居首地，正當公子糾當政，處於榮觀得意的時候，他們把握成熟的時機，輕車簡從，舉手之間，就能復國正位，為齊桓公。「一匡天下，九合諸侯」，成為春秋五霸之首。
又如燕昭王重用樂毅，報復齊國的宿仇，五年之間，攻堅破銳，連下七十餘城。但田單卻看準燕王對樂毅存有猜忌的隱憂，同時也看準樂毅心裡早已存有防止燕王的猜忌，似有意似無意地留下「即墨」及「苫」二城，作為觀望的作用。因此田單反用不以身輕天下而振作自重，整經教武，一舉而復國成功，名垂千古，便是反用樂毅的「雖有榮觀，燕處超然」的人臣之道；而田單卻不以身輕天下的自重與靜觀；機變之智，成就他的不世功業。也就是老子所謂「同出而異名」的上智運用之妙，存乎一心的應變了。
樂毅是樂羊子的後人，他的家族，本來就有深通黃（帝）老（子）之道的，樂毅的成就，更是得力於黃老的學術精華。司馬遷贊樂氏之說：
樂臣公學黃帝、老子，其本師號日河上文人，不知其所出。河上文人教安期生。安期生教毛翁公。毛翁公教樂瑕公。樂服公教樂臣公。樂臣公教蓋公。蓋公教於齊高密膠西，為曹相國（參）師。
正因為樂毅善學老子，因此，他報燕（惠）王書，有謂：「夫免身立功以明先王之跡，臣之上計也。」漢魏之間的夏侯玄，有一篇論樂毅的專論，是比較有見地的史論，而且也正是發揮樂毅與黃老的學術修養有關的獨到論文，如說：
觀樂生遺燕惠王書，其殆庶幾乎知幾合適，以禮終始者與！又其喻昭王曰：伊尹放太甲而不疑，太甲受放而不怨，是存大業於至公，而以天下為心者也。
夫欲極道德之量，務以天下為心者，必致其主於盛隆，合其趣於先王。苟君臣同符，則大業定矣。於斯時也，樂生之志，千載一遇。夫千載一遇之世，亦將千載一道，豈其局跡當時，止於兼併而已哉！
夫兼併者，非樂生之所屑，強燕而非道，又非樂生之所求。不屑苟利，心無近事，不求小成，斯意兼天下者也。則畢齊之事，所以運其機而動四海也。夫討齊以明燕王之義，此兵不興於利矣。圍城而害不加於百姓，此仁心著於遐邇矣。舉國不謀其功，除暴不以威力，此至德全於天下矣。邁全德以率列國，則几子湯武之事矣。
樂生方恢大綱，以縱二城。收民明信，以待其弊。將使即墨莒人，顧仇其上，願釋干戈，賴我猶親。善守之智，無所施之。然則求仁得仁，即墨大夫之義仕窮，則從微子適周之道。開彌廣之路，以待田單之徒。長容善之風，以申齊士之志。使夫忠者遂節，勇者義著，昭之東海，屬之華裔。我澤如春，民應如草。道光宇宙，賢智托心。鄰國傾慕，四海延頸。思載燕主，仰望風聲。二城必從，則王業隆矣。雖淹留於二邑，乃效速於天下也。
不幸之變，世所不圖。敗於垂成，時運固然。若乃逼之以威，劫之以兵，攻取之事，求欲速之功，使燕齊之士，流血於二城之下，奢殺傷之殘，以示四海之人，是縱暴易亂，以成其私，鄰國望之，其猶豺虎。既大墮稱兵之義，而喪濟弱之仁，且虧齊士之節，廢兼善之風，掩宏通之度，棄王德之隆，雖二城幾於可撥，霸王之事，逝其遠矣。
然則，燕雖兼齊，其與世主何以殊哉！其與鄰國何以相傾。樂生豈不知拔二城之速了哉！顧城拔而業乖也，豈不慮不速之致變哉，顧業乖與變同。由是觀之，樂生之不屠二城，未可量也。
重為輕根，靜為躁君。是以聖人終日行而不離輜重，雖有榮觀，燕處超然。奈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輕則失本，躁則失君。
一肩挑盡古今愁
由上章的四大--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和四法--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跟著而來，就有本章人法地的引申說明，即所謂「重為輕根，靜為躁君，是以聖人終日行而不離輜重」。
重和輕，靜和躁，都是相對兩種現象。重和輕，是物理現象的相對。靜和躁，是生態現象的相對。但從原文文字上看來，老子上側重「重」和「靜」的重要，只偏向一頭，而捨置它相互影響的關係。
正如我們現代，有了科學知識以後，知道物質的重量，是受萬有引力--地心吸力的作用而來。倘使物質脫離了地心吸力，在太空中，便會失去重心的作用，都是飄浮自在，輕便悠遊的。我們人生的肉體生命，也是如此。所以心思高飛遠舉，但肉體的生命，脫離不了萬有引力的作用，仍在原地不動，即使盡量鍛煉體能，也只有相當的限度，不能達到想像的自由。道家的學術，也早已知道這個原則，因此，才產生對生命功能超越物質世界的方術，所謂神仙丹道之學。
修煉丹道的方法，首先是從習靜著手，久久習靜而捨離後天躁動的習性，也正是從《老子》第十六章所說：「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哥以觀復。夫物芸芸，各復歸其根，歸根日靜，是謂覆命」的原理而來。如此習靜修煉，鍛煉精神和肉體，互相合一而歸於至靜之極的不動之動，便可達到神仙「沖舉」的成果。這便是中國神仙方伎學術的根據。老子，當然與神仙丹道不能脫離關係。「沖舉」，便是後世學仙者所期望能修到「白日飛昇」的古文辭之簡稱。當然，其中修煉習靜的法則與修煉過程中的變化，卻並不是三言兩語可以概括它的大要。
那麼，為什麼在本章中，又似乎特別注重「重」和「靜」的關係有如此的重要呢？難道說，重到極點，才能「輕舉」嗎？其實，從道家仙道修養的理論來講，對於這裡所用的「重」字，可以牽強作為重厚沉靜的意義來解釋，如第三章所謂「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的理論配合。後世有合儒道兩家的修養原理，概括其扼要，而以「沉潛靜定」作為修道的根基的，也可以說，是完全相合的。
但如連合本章的上下文句來說，那便須脫離神仙丹道的修養方術，專從人生日用的道用上立論了。雖然是偏向一面倒的理念，但是可以強調地說它沒有錯。因為「重為輕根，靜為躁君」，才能作為下一句「聖人終日行而不離輜重」的基準。
重是輕的根源。靜是躁的主宰。「輜」字的內涵，是車上裝載著行李或物件的意思。輜重，便是車子裝載重量行李的統稱。那麼，為什麼聖人要終日行而不離輜重呢？在這裡，不妨讓我先說一個笑話。我在年輕的時候，出門走路，總喜歡手上抓一樣東西，才覺得合適。如果兩手空空，甩來甩去，自己覺得好像毫無把握，很怪很怪似的。有時不帶書包或公文袋，也要抓一本書或刊物，卷在手裡拿著。再不然，拿一根手杖，才覺得穩實。有人笑問我這是為了什麼，說也說不明白，只好對他說，這是學了老子的「聖人終日行而不離輜重」。我非聖人，但站妄學學，聽者講者，彼此都哈哈一笑了事。
其實，是不是這樣呢？誰又知道。如果做聖人真的要終日行不離輜重，那好辛苦，不如不作聖人的好。而巨，整天都不離負擔重物的勞工朋友們，他們早已成聖成賢了！難道，老子自己西出函谷關的時候，騎在青牛背上，還要挑負一肩行李，或背著一個包袱嗎？如果不是這樣，老子何以扯謊教人要「終日行而不離輜重」呢？
誰肯放下自私的包袱
笑話說過了，再來正經的。讀本章這一節原文的深意，以我個人的淺見來說，已如上面講過，正是老子指明「人法地」的準則。我們生命立足點的大地，負載萬物和一切，生生不已，終日運行不息而毫無怨言，也不索取人們和萬物付於任何代價。它總是默默無言地，靜靜前進，不斷地輪轉，而給予所有生物生命的滋養。所以生而為人，也應靜靜地傚法大地，要有負重載物的精神。尤其是要學聖人之道的人，更應該有為世人與眾生，挑負起一切痛苦重擔的心願，不可一日或離了這種負重致遠的責任心。這便是「聖人終日行而不離輜重」的本意。尤其是告誡身負國家社會人民所期望者的君主--領導人和官吏們，更當有如此這般的存心，才是合道的明君或良臣。因此，在下文，便有「雖有榮觀，燕處超然」的名言。
「終日行而不離輜重」是說志在聖賢的人們，始終要戒慎恐懼，隨時隨地存著濟世救人的責任感。如在顛沛流離中的大舜，始終以大孝於天下存心。如大禹的治平洪水，九年在外櫛風沐雨，腓無胈、脛無毛，三過其門而不入。但古人又說：大德者，必得其名，必得其位，必得其壽。這是善有善報的必然因果律。倘使你能做到功在天下國家，萬民載德的地位，當然會得到最光榮的酬庸，正如隋煬帝楊廣所說的：「我本無心求富貴，誰知富貴迫人來。」如果真正有道之士，到了這種地位，雖然處在「榮觀」之中，仍然恬淡虛無，不改本來的素樸；雖然燕然安處在榮華富貴之中，依然有超然物外，不受功成名遂、富貴榮華而自累其心，這才是有道者的自處之道。這裡的「榮觀」的「觀」字，是破音字，應作古代建築物的「觀」字讀，不可作觀看的「觀」字來讀。「燕」字，通作「晏」，便是安靜的意思。
然而，在老子當時所見聞中的各國諸侯君主們，當然都不能明白傳統文化中君道和臣道的這種原則。因此，他才有深深感歎說：「奈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輕則失本，躁則失君。」所謂「身輕天下」的語意，是說他們不能自知修身涵養的重要，犯了不知自重的錯誤，不擇手段，只圖眼前攫取功利，不顧喪身失命的後果。因此，不但輕輕易易失去了天下，同時也戕殺了自己，這就是觸犯「輕則失本，躁則失君」的大病。
兩臂重於天下
講到身輕天下的說明，我們且看善於承繼老子之學的莊子的發揮，最為清楚。《莊子·外篇》中的《讓王篇》提到：
韓、魏相與爭侵地，於華子見（韓）昭僖侯。昭僖侯有憂色。子華子曰：今使天下書銘於君之前。書之言曰：左手攫之則右手廢。右手攫之則左手廢。然而攫之者必有天下，君能攫之乎？
昭僖侯曰：寡人不攫也。子華子曰：甚善。自是觀之，兩臂重於天下也。身亦重於兩臂。韓之輕於天下亦遠矣。今之所爭者輕於韓又遠，君固愁傷生以憂戚不得也。僖侯曰：善哉！教寡人者眾矣，未嘗得間此言也。子華子可謂知輕重矣。
人的生命之價值，在於我有一個完整無暇的現實身體的存在。志在天下國家，成大功、立大業者，正為我有身存，老子所謂：「及吾無身，又有何患。」現在正因為還有此身的存在，應該戒慎恐懼，燕然自處而游心於物慾以外，然後不以一己的個人自私而謀天下國家大眾的大利，立大業於天下，才不負天賦所生生命的價值。可是，很可惜的，便是當時的君主們，以及後來的君相們，大多都只圖眼前的私利而困於個人權勢的慾望中，以身輕天下的安危而不能自拔，因此而引出老子有奈何！奈何！奈若何的一歎！
我們引用了《莊子·外篇》「兩臂重於天下」的說法，看來，似乎過於消極，太過於為個人自私了。但從人道的觀點來看，立身愛己，正是大有為於天下的開始，所以儒家才有「孝子不立於危牆之下」的大戒。修身養身無道，又哪裡能夠擔當起天下國家危難的大任呢？同時須知，人無超然出世的修養，而貿然談利益天下國家的大業，正是失其輕重權衡之處，所謂「輕則失本，躁則失君」。因此，使我臨時想起明代(木有)堂禪師的一首詩，從表面看來，又似乎很消極，但細入深究，它正是人生積極的透徹觀。
詩曰：
人生不滿一百歲，今是昨非無定名。天下由來輕兩臂（便是上面所講莊子書中子華子說昭僖侯的故事），世間何故重連城（價值連城的璧玉，也就是趙相藺相如奪秦惠王卞和之壁的故事）。龍亡大澤群鰍舞（秦失其鹿，天下爭逐的翻版），兔盡平原走狗烹（范蠡給文種書所說的「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名言。後來韓信臨死時也引用過）。滿目亂坡眠白石（古往今來的一切人等，最後都是如此），有時特地憶初平（道家神仙傳稱廣成子名董初平。但這裡所說的初平，是指企望天下初平的盛世而言）。
超然輕重的歷史故事
老子的話，本來已如珠之走盤，周延涵蓋，無所不通，仁者見之為仁，智者見之謂之智。何況又是以簡樸的古文寫成，難作明確的界說。因此，又被黠慧者用作專制時代的帝王權術，或為大臣者的自處箴言，當然亦是在所難免。如果根據歷史的經驗，從每一朝代帝王制度的政策來看，對於「重為輕根，靜為躁君」的理解，也有完全偏向於另一角度了。
例如周朝建國的政策，重點放在中央集權，諸侯分治，開創一套完整的周代封建制度，適合於當時時代環境最好的一個策略。但天下事往往「重為輕根」，你所認為已經把握了的重點，將來發生弊病的，也往往出在這個重點上面，正如唐征君趙蕤所謂：
天下大器也，群生重蓄也。器大不可以獨理，蓄重不可以自守。故劃野分疆，所以利建侯也。親疏相鎮，所以關盛衰也。
昔周監於二代，立爵五等，封國八百，同姓五十五，深根固本，為不可拔者也。故盛則周召相其沿，衰則五霸扶其弱，所以夾輔王室，左右厥世，此三聖（周文王、武王、周公）製法之意。
然厚下之典，弊於尾大。自幽平以後，日以陵夷。爵祿多出於陪臣，征伐不由於天子；吳並於越，晉分為三，鄭兼於韓，魯滅於楚，海內無主，四十餘年而為戰國矣。
這便是重為輕根的最好說明。到了秦始皇統一天下，看到周代封建後期的弊病，就廢封建改為郡縣，完全走中央集權的路線，自以為可以建萬代帝王世系的基業。誰又知道過不了十多年，天下大亂，封疆無得力的防守，就易姓為王，成了劉邦的漢室天下。
漢初鑒於秦始皇中央集權的缺點，又仿照周代封建的辦法，分封同姓子弟為王（非同姓者當然都不能為王），認為一旦天下有變，同胞血肉，必能拱衛帝系。誰知不到十多年，先亂於劉邦的老婆--呂後，殺戮劉氏宗室幾乎殆盡。雖然由漢文帝劉恆的復興，但過不了十多年，又有景帝劉啟時代同室操戈的七王造反。因此，不敢再信外藩，變成宮室後族的外戚操權，和一班宦官太監們把持朝政，終有前漢的外戚王莽篡位，後漢的曹操逼宮等故事發生。
從此以後，中國帝王政治體制，造成變亂的弊病，不外是外藩、內戚、太監、女媧等幾個基本的因素，互相消長。唐代開始亂於藩鎮，宋代又鑒於唐朝的弊病，重用文人政治而採取中央集權，終至半壁江山，始終不能完成統一的局面。後來的元、明、清三朝，大致也難逃此例。
總之，無論任何政治體制，開創的時期，如何計慮周詳，畢竟跳不出「重為輕根，靜為躁君」大原則的演變。即使如西洋史上的規律，也逃不了老子--太上老君這個八卦爐。自法國路易十四以後直到現在，君主固然不好，民主法治也未見得是完美的政體。將來的天下，正因為人類社會高估民主的可貴而終於毀滅在民主的變相。且看今日域中的英、美，其未來的禍根，早已埋伏在現在所謂假相幸福的社會福利和重量不重質、譁眾取寵的民主自由的制度之中了！
道家老子的哲學，看透了「重為輕根，靜為躁君」和「禍者福之所倚，福者禍之所伏」自然反覆演變的法則，所以才提出「雖有榮觀，燕處超然」的告誡。也正因為先有老子的這些告誡，後有人生的種種經驗，造成歷代的高明從政者，如范蠡等人，以及較為知機的張良，想要極力作到「功成，名遂，身退」。但很可惜，他始終不如正統道家的隱士們，乾脆早自全身隱遁，不?混水。退而求其次，又不如范蠡的隱遁而去。至於如韓信一流的人物，李煜一流的角色，只是志在功名，或志在富貴的迷夢中，始終不知輕重根源的關鍵，更不知「雖有榮觀，燕處超然」的妙用。尤其是李煜，更為可憐，在他當時那樣的時代環境中，不知戒慎恐懼、奮發圖強的自處之道，反而真的玩起「燕處」危巢的超然詞章文學，只知填些「蝶戀花」的「一片芳心千萬緒，人間沒個安排處」，寫些纏綿悱惻的妙文。難怪後來趙匡胤對他的評語說：李煜如果把作詩詞的工夫拿來專心搞政治，也未必會為我所擒。這也確是趙匡胤說的一句老實話。
至如韓信的開場與收場，基本上就犯了老子的「重為輕根，靜為躁君，聖人終日行而不離輜重。雖有榮觀，燕處超然」的錯誤，而且更缺乏這種學養。所以宋代越王錢鏐的孫子錢俶，有一首借題發揮論韓信的詩，說得最好，詩曰：
登壇拜將思雖重，躡足封時慮已深。
隆准由來同烏嚎，將軍應起五湖心。
韓信，的確是很可愛的具有俠義人性的人物。他善於用兵，而缺乏政略和大謀略的修養。他重視恩情而不顧怨懟的爽朗胸襟，極可欽佩。他對劉邦當時的登壇拜將的作風，早已埋下「英雄生怕受恩深」的情懷。所以後來提出封假三齊王的要求，也是基於這種受恩的深情而講的真話。劉邦被張良踢了一足，便立刻變盛怒為假惺惺，馬上真地封他為三齊王的時候，早已埋下後來的結局。隆准，是漢高祖劉邦長相的特徵，鼻子特別高又厚，相法所謂伏犀貫頂的通天鼻。長頸鳥喙，是范蠡對文種講越王勾踐長相的特徵，頭頸特別長，嘴巴很尖銳，所謂「長頸鳥喙，可以共患難，不可以共安樂」的評語。古今中外的君主領導人們，雖然各有不同的特別外形，但都有同一模式的猜忌心理。其實，這是人性的根本問題，除非聖賢，誰能遣此，最為可哀。
因此錢俶評論韓信，早已應該知道自己的收場結果，何以不學范蠡一樣，功成，名遂，身退，泛舟五湖，飄然遠引呢？其實，錢俶這首詩，正是針對他朝見趙匡胤的時候，趙匡胤封了一箱東西，叫他回去在路上拆看。他出了京城，打開一看，箱裡所裝的，都是大臣們的建議，要趙匡胤扣留或殺了錢俶的報告。但趙匡胤不殺錢俶，也不扣留他，叫他安心回去，正是要他老老實實自己奉獻越國，乖乖歸順的手法。錢俶懂得很深，也很清楚當時的情勢，因此，借評韓信的詩來發揮自己胸中的塊壘，奉表稱臣，正是學范蠡的泛舟五湖的最好自處，恰又合了老子的「燕處超然」，不以身輕天下的法則。杭州保俶塔的建立，應該是錢俶朝見趙匡胤的時候，他的親信人們，為他祈福消災所建的紀念物。後來杭州人對保俶塔有各種不同的傳說，似乎都是歪曲事實了。當然，這是順便一提，或可判為事出有因，查無實據，而不足為憑。這是說為人臣立場的，必須具有「雖有榮觀，燕處超然」，知機知時的自處之道。不然，便會有如清初名臣尹善所自慨的名句「烏入青雲倦亦飛」欲罷不能之歎了！
但是老子的話，正如臨濟禪師所謂「一語中具三玄門，一玄門中具三要義」。它是隨方逐圓，面面俱到的。歷史的經驗留給我們的殷鑒，有關類似「雖有榮觀，燕處超然」而不以身輕天下的反面事實也很多。例如公子小白，與鮑叔的同謀，身居首地，正當公子糾當政，處於榮觀得意的時候，他們把握成熟的時機，輕車簡從，舉手之間，就能復國正位，為齊桓公。「一匡天下，九合諸侯」，成為春秋五霸之首。
又如燕昭王重用樂毅，報復齊國的宿仇，五年之間，攻堅破銳，連下七十餘城。但田單卻看準燕王對樂毅存有猜忌的隱憂，同時也看準樂毅心裡早已存有防止燕王的猜忌，似有意似無意地留下「即墨」及「苫」二城，作為觀望的作用。因此田單反用不以身輕天下而振作自重，整經教武，一舉而復國成功，名垂千古，便是反用樂毅的「雖有榮觀，燕處超然」的人臣之道；而田單卻不以身輕天下的自重與靜觀；機變之智，成就他的不世功業。也就是老子所謂「同出而異名」的上智運用之妙，存乎一心的應變了。
樂毅是樂羊子的後人，他的家族，本來就有深通黃（帝）老（子）之道的，樂毅的成就，更是得力於黃老的學術精華。司馬遷贊樂氏之說：
樂臣公學黃帝、老子，其本師號日河上文人，不知其所出。河上文人教安期生。安期生教毛翁公。毛翁公教樂瑕公。樂服公教樂臣公。樂臣公教蓋公。蓋公教於齊高密膠西，為曹相國（參）師。
正因為樂毅善學老子，因此，他報燕（惠）王書，有謂：「夫免身立功以明先王之跡，臣之上計也。」漢魏之間的夏侯玄，有一篇論樂毅的專論，是比較有見地的史論，而且也正是發揮樂毅與黃老的學術修養有關的獨到論文，如說：
觀樂生遺燕惠王書，其殆庶幾乎知幾合適，以禮終始者與！又其喻昭王曰：伊尹放太甲而不疑，太甲受放而不怨，是存大業於至公，而以天下為心者也。
夫欲極道德之量，務以天下為心者，必致其主於盛隆，合其趣於先王。苟君臣同符，則大業定矣。於斯時也，樂生之志，千載一遇。夫千載一遇之世，亦將千載一道，豈其局跡當時，止於兼併而已哉！
夫兼併者，非樂生之所屑，強燕而非道，又非樂生之所求。不屑苟利，心無近事，不求小成，斯意兼天下者也。則畢齊之事，所以運其機而動四海也。夫討齊以明燕王之義，此兵不興於利矣。圍城而害不加於百姓，此仁心著於遐邇矣。舉國不謀其功，除暴不以威力，此至德全於天下矣。邁全德以率列國，則几子湯武之事矣。
樂生方恢大綱，以縱二城。收民明信，以待其弊。將使即墨莒人，顧仇其上，願釋干戈，賴我猶親。善守之智，無所施之。然則求仁得仁，即墨大夫之義仕窮，則從微子適周之道。開彌廣之路，以待田單之徒。長容善之風，以申齊士之志。使夫忠者遂節，勇者義著，昭之東海，屬之華裔。我澤如春，民應如草。道光宇宙，賢智托心。鄰國傾慕，四海延頸。思載燕主，仰望風聲。二城必從，則王業隆矣。雖淹留於二邑，乃效速於天下也。
不幸之變，世所不圖。敗於垂成，時運固然。若乃逼之以威，劫之以兵，攻取之事，求欲速之功，使燕齊之士，流血於二城之下，奢殺傷之殘，以示四海之人，是縱暴易亂，以成其私，鄰國望之，其猶豺虎。既大墮稱兵之義，而喪濟弱之仁，且虧齊士之節，廢兼善之風，掩宏通之度，棄王德之隆，雖二城幾於可撥，霸王之事，逝其遠矣。
然則，燕雖兼齊，其與世主何以殊哉！其與鄰國何以相傾。樂生豈不知拔二城之速了哉！顧城拔而業乖也，豈不慮不速之致變哉，顧業乖與變同。由是觀之，樂生之不屠二城，未可量也。
老子他說25-南懷瑾 講述
第二十五章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為之名曰大。大日逝，逝曰遠，遠日反。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天下大老母
在前面幾章我們連續談到道的妙用，是在日常生活中，就在種種為人應事的行為上。現在《老子》本書，又回轉來而進一步說明「體用合一」的道理。然而，究竟「道」是什麼？什麼是「道」呢？這是最根本的哲學問題。但在《老子》本書中，已處處以各式各樣別出心裁的語言文字，要人們從各個不同的角度去認識它，並且它已用或顯或隱的文字言語來表達，透露了個中消息，本不需要後人畫蛇添足，多加註解。
《老子》五千言，洋洋灑灑，信手拈來，道的真相，答案自在其中。第一章一開頭便直截了當地說：「道可道，非常道」。頗有撥雲見日之勢，一筆掃開所有相對名言的障礙。現在本章又說：「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
自古以來，很多人研究《老子》，竟有不少認為老子是偏重於物的「唯物思想者」，現代一般人，受到西洋哲學的影響比較深刻，有更多認定，向唯物思想方向作註解。這種錯用現代意識或西方觀念，附會中國古文的文意，因此而使人認識不清，個人實在不敢苟同。老子在書上從頭至尾所表達的理念，是在說明宇宙與生命的存在是「心物一元」的，殊無可疑。
「有物混成」，這個「物」字，並不同於現代人所瞭解的「物質」觀念的物字，這一關鍵，前面已曾提過，古代「物」字的含義，等於現在一般口語中的「有一個東西」，這個「東西」，可指非物質的存在狀況，例如精神、心理或者「力」、「能」等等，也可代表物質之「物」。此處「有物混成」的物，是「道」的同義字，這個道的內涵，包括了物質與非物質，是「心物一元」混合而成的。
這種「心物一元」的思想觀念，源自《易經》。《易經》是中國幾千年歷史文化的根本，哲學中的哲學，經典中的經典。中國的文化思想，始終是講「陰」「陽」兩個符號，以二者彼此之間的相互變化、相生相剋，從中去建立它的宇宙觀、倫理觀。如果我們以「陽」為精神的代號，那麼「陰」則為物質的代號，陰陽配合，心物互融，便創化衍生了從極微到至大，應有盡有、無窮無盡的有情世界與無情世界。
然而，心物還只是一體所現的兩面，這個渾然一體的道，它是「先天地而生」，宇宙萬有的形成與消滅，全是它的功能所起的作用。在南北朝時代，南朝梁武帝時，有一位禪宗大師傅大士（傅翁），他的悟道偈就說：「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為萬象主，不逐四時凋」。此一瀉頌中所表達的思想，乃是中國道家老子思想與佛學合流的典型。
「有物先天地」，它本無形象，先於天地的存在，宇宙萬有的本來就是它。一切萬象的種種變化，生起與消滅，那只是兩種不同的現象而已，雖然與這超越一切事物的「道」有密不可分的關係，但卻無法影響它的本質。等於我們日常所熟悉的光明與黑暗一樣，明來暗去，暗來明去，明暗二者的交互轉換，只是兩種不同現象的輪替，那個能作明作暗的本身，並不隨著明暗的變化而生滅；但是它的功能妙用，就表現在日夜明暗的來來往往之間。所謂形而上的道、本體，其實已經徹底地、無所隱藏地顯現在它所創造的萬象萬境中，本體與現象的關係是一而二，二而一的。而佛家所講的「緣起性空，性空緣起」，可以說是這個道理進一步的詮釋與發揮。
那麼，「有物混成，先天地生」，究竟是怎麼的一種情況呢？老子形容說：「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老子的思想與印度的佛學對形而上道的表達有所不同，佛學到最後只以一個「空」字代表，而老子則用「寂」用「寥」。寂是絕對的清虛，清靜到極點，毫無一點聲色形象。「寥」是形容廣大，類同佛學的「無量無邊」。
佛家專用的名同「空」，是從道體的原則上說；而道家所用的「寂」、「寥」，則是形容其境界與現象，在表達上各有各的好處，也各有各的缺點。談「空」，難免有人會誤認為是斷滅思想；說「寂」說「寥」，又易使人執著一個現象，落在境界的案臼中。
老子說這個道，「寂兮！寥兮！」，清虛寂靜，廣闊無邊，沒有形象聲色可尋，永遠看不見、摸不著；「獨立而不改」，超越於一切萬有之外，悄然自立，不動聲色，不因現象界的物理變化而變化，不因物理世界的生滅而生滅。但我們在這裡要注意，老子說的是「獨立而不改」，他並沒有說「獨立而常住」。「常住」，讓人感覺是指具備形象的實有，但道並不適合以實有稱之。因為它「非心非物」，可是也不能說不是實有，因為它「即心即物」。「周行而不殆」，它無所不在，在在處處都有道。不論「物」也好，「心」也好，都有它的存在，永遠無窮無盡，遍一切處。「可以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這個東西是一切宇宙萬有的根本，具足一切的可能性，實在很難用一般世間的語言文字來形容，所以我們中國古代的老祖宗們，不得已，姑且叫它做「道」，以「道」來統括所有萬法的究竟歸處。
萬道不離王道與人道
道之為名，在原始的中國文化，是超然於宗教性質的代名詞，西方哲學稱之為「第一因」，但在內涵上彼此仍有差別之處。以宗教性的名詞來說，基督教、天主教叫它「上帝」、「主宰」、「神」，伊斯蘭教叫它「阿拉」，佛教則以「如來」、「佛」來稱之。像這一類的宗教性字眼，一般人很容易根據自己的知識、習慣以及下意識觀念，在自己的心理意識上，構成另一種偏離原意的想像概念，混淆不清，甚至都蒙上了一層濃得化不開的神秘色彩。譬如我們一提到「上帝」，差不多都把它想成一個能控制一切，主宰一切，擁有宇宙最大威權的神明。而一提到「如來」，大部分人的觀念馬上想到坐在寺廟大殿上，低眉垂目、不食人間煙火的「塑像」。這種單憑一己的好惡與想像所形成對形而上真理的認識，其中牽涉的問題是相當嚴重的。
早期的中國文化思想，對於「道」這個東西，並未附以它任何宗教形態，或者將它專屬於某一種哲學派別。道的名稱之外，尚有幾個與它同義的名詞，老子又提出來說：「強為之名曰大」，因為它實在無量無邊，太大了，所以也可叫做「大」；「大曰逝」，大也就是「逝」，「逝」是永遠的向內外四面八方延伸發展，等於說宇宙是無限的擴張。談到這裡，我們看到這個「逝」字覺得很有趣。引申列子的話來說，便是：「東方有聖人出焉，西方有聖人出焉，此心同，此理同。」老子認為道的本身，大到無量無邊，無有涯際，因此名之為「逝」。同樣的意義，佛經上「佛」亦有十個名號，「善逝」是其中之一。這個「善逝」的「逝」，除了具有「無常」的含義外，同樣代表無盡無限，形容難以言喻之大，與老子所說的「大曰逝」，有不謀而合之處。但是我們知道，佛經翻譯到中國來，距離老子時代之後，已經有相當一段的時間，然而老子在中國上古文化，早已有相同的看法和用詞了。
既然「大日逝」，那麼「逝曰遠」，無遠弗屆，四通八達，「放之四海而皆准」，沒有不及的地方，也是無量無邊，無窮無盡的意思。然而，就是因為「道」太大太遠了，它遍一切處，通於古今，盡未來際，我們若求大、求遠地去追求它，反而難以企及，搞不好還會迷失在五花八門、千奇百怪的現象界裡，不能自拔。其實「道」就在每個人的自身上，須臾不離，若能反求諸己，回頭自省，見「道」才有希望。所以「逝曰遠，遠曰反」。最遠的就是最近的，最後的就是最初的，只要神志清醒清醒，好好張眼一看，天邊就在目前。
我們曉得中國過去的觀念，稱宇宙萬有的本體為「道」，另外還有「大」、』逝」、「遠」、「反」等名稱，甚至於儒家所講的「天」，或者「帝」，也都是「道」的代號，總共算起來，至少也有十來個「道」的別名。後來印度文化傳播到中國來，其中佛教對於形上本體的說法，也有佛的十個代號，與中國原有的那些「道」的稱呼相互比較，頗得異曲同工之妙，幾乎是同樣的道理，雷同的說法，這不知是否當時雙方曾開過聯席會議，互相對此問題詳加協調過，否則又怎能如此巧合、遙相呼應呢？（一笑）。其實這正是「東方有聖人出焉，西方有聖人出焉，此心同，此理同」的道理。世界上真理只有一個，無二亦無三，只是東西方在表達方式上有些不同罷了。
接著，老子說「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這一段談「天」說「地」，卻又忽然鑽出一個「王」來，王是代表人。依中國傳統文化，始終將「天、地、人」三者並排共列，而人在其中。為什麼呢？因為中國文化最講究「人道」，人文的精神最為濃厚，人道的價值最被看重。假定我們現在出個考試題目，「人生的價值是什麼？」或者「人生的目的是什麼？」若以中國文化思想的觀點來作答，答案只有一個--「參贊於地之化育」（《周易·系辭傳》）。
「參贊天地之化育」，正是人道價值之所在。人生於天地之間，忽爾數十年的生命，仿如過客，晃眼即逝，到底它的意義何在？我們這個天地，佛學叫做娑婆世界，意思是「堪忍」，人類生活其上，還勉勉強強過得去。這個天地並不完備，有很多的缺陷，很多的問題，但是人類的智慧與能力，只要它能合情合理地運用，便能創造一個圓滿和諧的人生，彌補天地的缺憾。
譬如，假若天上永遠有一個太陽掛著，沒有夜晚的話，人類也就不會去發明電燈，創造黑暗中的光明。如果不是地球有四季氣候的變化，時而下雨，時而颳風，人類也不會築屋而居，或者發明雨衣、雨傘等防禦用具。這種人類因天地間種種現象變化所作的因應與開創，就叫做「參贊」。此等人類的智慧與能力太偉大了，所以中國文化將他和天地並舉，稱為「天、地、人」三才。這是舊有的解釋。
那麼，「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域」是代表廣大的宇宙領域。此處道家的四大，與佛家所謂的四大不同。佛家四大，專指物質世界的四種組成元素--地、水、火、風。而道家所講的四大，是「道、天、地、人」。這個「四大」的代號由老子首先提出，並非如佛家的四大。老子說，在這一無窮無盡的宇宙中，有四種東西是最主要，最關鍵性的，而人的價值佔了其中之一。四大中人的代表是「王」，中國上古文化解釋「王」者，旺也，用也。算命看相有所謂的「旺相日」，在古代文字中，也有稱「王相日」的。每個人依據自己的八字選擇對自己有利的旺相日那一天去做某一件事，認為便可大吉。宇宙中何以人能與「道大、天大、地大」同列為四大之一呢？這是因為人類的聰明才智，能夠「參贊天地之化育」，克服宇宙自然界對人存在不利的因素，在天地間開演一套淵源流長的歷史文化。
好不容易自然
既然人的地位有這麼的重要，這麼的特殊，下面老子便接著告訴我們做人做事的法則，如何修道，如何行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這是老子千古不易的密語，為老子思想的精華所在，懂了這番話的道理，也就差不多掌握了修道、行道的關鍵了，在這裡這個「法」字是動詞，是傚法、學習的意思。人要傚法大地，大地則依法於天，這裡的「天」，是指有形的太陽系統的自然物理的天，也就是天文學上的天體之天，它不是抽像的概念。地依法於天，天則要傚法道，以道為其運行的依歸。那麼，道又以什麼為傚法的對象呢？「道法自然」。
現在首先要解釋「自然」的問題。目前新興的「比較宗教學」或稱「宗教哲學」，把世界上各地的宗教，如佛教、道教、伊斯蘭教、基督教、天主教等等，每一宗教的哲學理論與實況綜合起來研究，相互比較，尋求其中異同和彼此間的關係，已經發現了不少有趣的問題，值得更進一步去深入探討。我們若以比較宗教的態度，拋開那些粗淺的宗教情緒心理，把眼光放在一般宗教教人如何行善做好事的普通倫理層面上，那也個個滿好，滿合於同一的水平。至於再進一步，要透徹各個宗教實際內涵程度的深淺，則問題重重，就不能顢頇籠統，值得仔細研究、體會。
長期以來，有不少佛家的著作，批評道家是「自然外道」。因為他們看到老子講「道法自然」，便自然而然地將二者聯想在一起。其實，印度釋迦牟尼佛在世時，與佛教對立的幾十種哲學思想，尤其當時同釋迦牟尼佛影響一樣大的幾個大學派之一，專講「唯物思想」的「自然外道」，和中國老子所說「道法自然」的自然，並不相關。二者並未結為姊妹道，或者兄弟道什麼的，並無彼此互通聲氣之嫌。
印度當時的自然外道，屬自然學派，其所謂的「自然」，完全從物理觀點而說。但是老子的思想絕非如此。近代中國翻譯西方典籍，把物理、化學等學科，統稱為自然科學，這是借用老子的名詞，我們不能因此便認為老子說的「自然」，就等同物理範疇的自然。將老子的思想硬往上套，這是指鹿為馬，栽贓前人，非常沒有道理的。
雖然老子並未給予直接的定義，但老子的「自然」究竟是什麼意思？我們卻也不可以如法庭上的法官們，審判一個案件，可以採用了「自由心證」，隨便判決學術思想的歸化，亂下斷語，硬是認定老子所說的「自然」也就是印度的「自然外道」；不分青紅皂白地將老子一竿打入「唯物哲學」的案日，這是千錯萬錯，大錯特錯的誤解。這種情況，如借用佛學名稱來說，就是「眾生顛倒」，「顛倒眾生」，這所謂「顛倒」，是指我們在見地觀念上和思想上的錯誤，因此而形成見惑、思惑。由於我們一直被這見惑、思惑兩種認識上的不清所障礙，因此不能成道，無法徹見宇宙天地間的真諦。
那麼老子說：「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這個「自然」的確實含義又是如何呢？答案很簡單，「自然」二字，從中國文字學的組合來解釋，便要分開來講，「自」便是自在的本身，「然」是當然如此。老子所說的「自然」，是指道的本身就是絕對性的，道是「自然」如此，「自然」便是道，它根本不需要傚法誰，道是本來如是，原來如此，所以謂之「自然」。
我們如果將大乘佛學徹底貫通了，必然不會對於宇宙本體和現象的哲學問題，感到左右為難。佛家有一個名詞「法爾如是」，它是說明諸法本身本來就是這個樣子。人生來怎麼會成那個樣子？人就是那個樣子。你怎麼會是這個樣子？我就是這個樣子。一切本來就是如此，一切法便是一切法的理由，更沒有什麼其他原因不原因的，這樣就叫「法爾如是」。從「法爾如是」來看「道法自然」，最清楚不過了。「道法自然」，而「自然」自己本身原來就是如此這般，沒有別的規範可尋，再也找不到一個東西可以另為之主，「道」就是「自然」，「自然而然」，就是「法爾如是」，古人翻譯佛經，怕與老子的「自然」混合了名詞，只好另創一詞，便叫「法爾如是」。
講到這裡，我曾經一再強調，我們後世之人讀古人的著作，常常拿著自己當代的思想觀念，或者現代語言文字的習慣，一知半解地對古人下了偏差的註解，誣蔑了古人，這是何等的罪過。讀什麼時代的書，首先自己要能退回到原來那個時代的實際狀況裡去，體會當時社會的文物風俗，瞭解當時朝野各階層的生活心態，以及當時的語言習慣，如此掌握了一個時代文化思想創造的動源，看清這個歷史文化的背景所在，這才能避免曲解當時的哲學思想和文藝創作，並給予正確合理的評價。
比如，我們研究釋迦牟尼佛的經典，也要退回到二千多年前的古印度的農業社會，設身處地替當時的人民想一想。那時的印度是一個貧富差距極大，極不平等，到處充滿愚昧和痛苦的世界。假若你讀歷史，真能「人溺己溺，人饑己饑」地將自己整個投入，身歷其境，於那種痛苦如同親嘗，那麼方能真切地瞭解到釋迦牟尼佛何以會提倡「眾生平等」，何以會呼籲人人要有濟度一切眾生的行願，才能體會到當時的佛陀真正偉大之處。如果天下太平，世界本來就好好的，大家生活無憂無慮，什麼都不虞缺乏，汽車、洋房、冷暖氣，樣樣俱足，日子過得滿舒服的；即使比這種情況差一點，那也還甘之如飴，又何必期待你去救度個什麼？幫助個什麼呢？
念天地之悠悠
話說回來，老子說「人法地」。人如何傚法地呢？人要跟大地學習很難。且看大地馱載萬物，替我們承擔了一切，我們生命的成長，全賴大地來維持，吃的是大地長的，穿的是大地生的，所有一切日用所需，無一不得之於大地。可是，我們回報它的是什麼？只不過是死後一把又髒又臭的腐爛掉的膿血和敗壞了的朽骨頭罷了。
人活著時，不管三七二十一，將所有不要的東西，大便、小便、口水等等亂七八糟地丟給大地，而大地竟無怨言，不但生生不息滋長了萬物，而且還承載了一切萬物的罪過。我們人生在世，豈不應當傚法大地這種大公無私、無所不包的偉大精神嗎？其實中國傳統文化，一直非常強調此一精神。《易經》的「坤卦」，形容大地的偉大為「直」、為「方」、為「大」，指出大地永遠順道而行、直道而行。包容一切，不改其德。佛家對此的看法也是一樣，後來翻譯《華嚴經》，冠以「大方廣佛」為經題，也可以說是受「坤卦」卦辭影響的關係。
再者，我們傚法大地，除了上述的道理之外，同時還要瞭解大地自久遠以來運動不止的意義。地球永遠在轉動。地球一天不轉動，甚至只消一分一秒停止，我們人類和其他萬有的生命，都要完結。
地球的轉動，人們以為是近代科學知識，其實中國上古早已知之，只是我們自己不加詳察而已。又有人根據中國若干書籍上說的「天圓地方」，便一口咬定古人的觀念認為地球是方的。這種不明就裡人云亦云的說法，非常錯誤，孔子的弟子曾子，就曾講過地是圓的，不是方的，而且一直在旋轉，所謂：「天道左轉，地道有旋」的觀念，早已由來悠久。我們人欲傚法大地，就應該如《易經》卦辭所言：「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行健」，是天地的運行轉動，永遠是健在地前進，所以人要傚法它的勇往直前的精神，一分一秒絕不偷懶，時時刻刻向前開創，永遠生機蓬勃，永遠靈明活潑，這才是合乎大地所具有的「德行」。
但是，宇宙間日月星辰與地球，究竟是誰使它在轉動呢？由哪個作主呢？是上帝嗎？是神嗎？是佛嗎？老子卻不採用這些具有人神造作化的名詞，他只是根據上古傳統文化中固有的名稱，無以名之，仍然稱之為「道」，稱為「自然」，最恰當不過了。所以便說「天法道，道法自然」。抽像而言，道是自然地具備無究盡的功能，擁有不可思議的「生滅」力量。這股力量，在佛學而言，便叫它做「業力」，業力並不一定不好，有好有壞，壞的叫「惡業」，好的叫「善業」。其實，天地本身這股力量在運轉，本無善惡，所謂善惡，都是人類自己附加上去的價值判斷而已。
道的力量，生生不息，源源而來，生天生地，神鬼神帝，都是由道的自然功能所分化。但是，它又為什麼要生長了這些萬有的存在呢？有時我們不得意時，實在很埋怨這個道，為什麼它要生生不已，而又轉化不已呢？道不轉化便不會生成你和我，不生你和我，又何來這些糾扯不清的恩恩怨怨、痛苦煩惱！這個道，何必跟我們如此過不去呢？生了大地，又生了我們的爸爸媽媽，再生下我們，以及後代的子子孫孫，然後為了一個小問題，都痛苦得不得了，一下成功，一下失敗，時而悲傷，時而喜樂，究竟這個道、這個上帝、這個主宰，在開我們什麼玩笑呢？如果亙古「不生不滅」，我們能夠平平靜靜、安安詳詳地休息，那該多好啊！
像這一類的疑問，不消說我們一般的凡夫俗子弄不清答案的真相，就是千古以來，許多人窮盡畢生精力，追究這個問題的哲學家、思想家，也都困在這個窮求「第一因」的謎題裡，東奔西竄，尋不著出路，愈陷愈深，不能自拔。現在的科學家們，也正為這些問題向前直衝。
老子呢？他說道就是道，自然就是自然，此外再也沒有一個由來，既沒有為什麼，也不是為了什麼，本來就是這樣，原封未動；無始無終，無前無後，不生不滅；而由這個不生不滅中，本然而創造了宇宙天地和萬有生命的生生滅滅的現象，產生了時間、空間前前後後的無意識的意識。我們研究道家思想，「自然」這個名詞，是一大關鍵。而佛家的終究處也是「法爾如是」，這兩者值得相互參究。一般修煉道術的學道者，若無法直識本來，看透這層「法爾如是」的事實，即便是在靜坐禪定的工夫上如何了得，那還似依舊僕僕風塵，流浪生死，有家歸不得的遊子，前途一片茫茫。不信，你去問老子試試看。
自然神仙
再說，道的本身即是自然生生不息，但很多人修道，偏要打坐求靜，認靜是道都不對嗎？你在靜坐，真能靜嗎？其實，內心裡面，妄想紛飛，動得亂七八糟，並無片刻安閒休息。真正的靜坐入定，也只是進到另一個大運動的境界而已，因為大動，反而不覺其動，便說是靜。或者可說是接近於那個大自然運動的核心，好像靜止而已。譬如一個旋轉中的圓形，越接近圓周的地方，運動的路線越大，而接近圓心的地方，運動的路線越小，而圓心所在，在旋轉的時候，則完全不離原地，根本不動，其實它是整個圓轉得最起勁之處，原來不靜，所以說，真的能靜止似的，那是到達於一個更雄渾無跡的運動境界，只是你自己未察覺到它的究竟而已。靜坐之所以能使人健康長生不老，正是由於這個靜中的大動似乎不動的效果。這個動，實是自然法則的功能。
人們學道，學些什麼呢？如果只知守竅練氣，吐故納新，那是小道。大道無為，什麼都不需守，沒有那些囉哩囉嗦的名堂。「道法自然」，自自然然就是道，若不如此，便不合道。普通的人，照修煉神仙家的看法，都是凡夫俗子。然而凡夫俗子只要能做到在日常生活中，一切任運自然，便不離於道了。
中國道家有句名言：「人身是一小天地」，認清這個觀念，打坐修道就容易上路，你只須讓自己的身心自然：「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那般自然，豈不真得自在。傳統的道家，認為我們人身便是一個小天在，胃就像大地，地球上有長江、黃河，和胃連帶關係的，在前面管道便是長江，在後面的管道便是黃河；其他別種器官，有的代表月亮，有的代表太陽，都在不停地運動。人打起坐來，心理上讓它自然地清靜，不去干擾身體各個器官的運作與血液循環，使之自自然然地合乎天地運轉的法則，身體就會自然越來越健康。平常我們身體所以四大不調，疾病叢生，都是腦子裡的意識、思想太多太亂，擾亂了體能原本合於自然的運行法則，因此才產生了疾病的現象，才有苦樂的感受。
至於佛家的修道路線也很多，通常所知的都教人要空、放下，不要妄想，它和道家的清靜、無為有相通之處。清靜、無為，就是什麼都不去想，但是如果你靜坐，心裡想：「我絕不亂想」，那你早就又落入那「想不要想」的想裡去了。「道」，本來自然生生不息在動，而你硬要千方百計不讓它動，那豈不是道法大不自然了嗎？不自然行嗎？其實修道打坐，甚至在日常生活中，你只須讓一切自然地任遠流行，它就是自然的靜，不假造作，自由自在，那就對了，又何必頭上安頭，作繭自縛呢？
自老子之後，到了東漢時期，道家出現了魏伯陽真人作的《參同契》這部名著，素來被稱為是千古丹經的鼻祖，學道家神仙長生不老之術的，非要仔細研究這部書不可，但其中所闡述的修道原理和方法，重點仍然在於老子的「道法自然」。那麼，怎麼又叫做《參同契》呢？因為修煉神仙長生不老的方法，與老莊、周易、丹法，三樣的原理完全相同的。所以必須參合研究，而將其中的道理相互貫通、彼此發明，故叫《參同契》。「契」是指書契一樣，可以核對得絲毫都無差錯。中國古代訂契約，是在一塊竹簡刻上一式二份的標記和約定的條文，然後剖析成兩片，中間分際接合處，彼此絲絲入扣，可為日後印證真假之辨的，便名曰「契」。《參同契》所論述的修道原理和過程，相當複雜、奧妙，但其根本所在，仍然不外乎「道法自然」的大法則。
我們人體是個小宇宙、小天地，在這個宇宙天地裡，氣機如何運行，血液如何流通，一切均有固定不易的法則，分秒不能勉強，不可勉強，不必勉強，假使真懂了這種道理，自己便會明白怎麼來修道攝生養命，但是總歸結的道理，不外老子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為之名曰大。大日逝，逝曰遠，遠日反。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天下大老母
在前面幾章我們連續談到道的妙用，是在日常生活中，就在種種為人應事的行為上。現在《老子》本書，又回轉來而進一步說明「體用合一」的道理。然而，究竟「道」是什麼？什麼是「道」呢？這是最根本的哲學問題。但在《老子》本書中，已處處以各式各樣別出心裁的語言文字，要人們從各個不同的角度去認識它，並且它已用或顯或隱的文字言語來表達，透露了個中消息，本不需要後人畫蛇添足，多加註解。
《老子》五千言，洋洋灑灑，信手拈來，道的真相，答案自在其中。第一章一開頭便直截了當地說：「道可道，非常道」。頗有撥雲見日之勢，一筆掃開所有相對名言的障礙。現在本章又說：「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
自古以來，很多人研究《老子》，竟有不少認為老子是偏重於物的「唯物思想者」，現代一般人，受到西洋哲學的影響比較深刻，有更多認定，向唯物思想方向作註解。這種錯用現代意識或西方觀念，附會中國古文的文意，因此而使人認識不清，個人實在不敢苟同。老子在書上從頭至尾所表達的理念，是在說明宇宙與生命的存在是「心物一元」的，殊無可疑。
「有物混成」，這個「物」字，並不同於現代人所瞭解的「物質」觀念的物字，這一關鍵，前面已曾提過，古代「物」字的含義，等於現在一般口語中的「有一個東西」，這個「東西」，可指非物質的存在狀況，例如精神、心理或者「力」、「能」等等，也可代表物質之「物」。此處「有物混成」的物，是「道」的同義字，這個道的內涵，包括了物質與非物質，是「心物一元」混合而成的。
這種「心物一元」的思想觀念，源自《易經》。《易經》是中國幾千年歷史文化的根本，哲學中的哲學，經典中的經典。中國的文化思想，始終是講「陰」「陽」兩個符號，以二者彼此之間的相互變化、相生相剋，從中去建立它的宇宙觀、倫理觀。如果我們以「陽」為精神的代號，那麼「陰」則為物質的代號，陰陽配合，心物互融，便創化衍生了從極微到至大，應有盡有、無窮無盡的有情世界與無情世界。
然而，心物還只是一體所現的兩面，這個渾然一體的道，它是「先天地而生」，宇宙萬有的形成與消滅，全是它的功能所起的作用。在南北朝時代，南朝梁武帝時，有一位禪宗大師傅大士（傅翁），他的悟道偈就說：「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為萬象主，不逐四時凋」。此一瀉頌中所表達的思想，乃是中國道家老子思想與佛學合流的典型。
「有物先天地」，它本無形象，先於天地的存在，宇宙萬有的本來就是它。一切萬象的種種變化，生起與消滅，那只是兩種不同的現象而已，雖然與這超越一切事物的「道」有密不可分的關係，但卻無法影響它的本質。等於我們日常所熟悉的光明與黑暗一樣，明來暗去，暗來明去，明暗二者的交互轉換，只是兩種不同現象的輪替，那個能作明作暗的本身，並不隨著明暗的變化而生滅；但是它的功能妙用，就表現在日夜明暗的來來往往之間。所謂形而上的道、本體，其實已經徹底地、無所隱藏地顯現在它所創造的萬象萬境中，本體與現象的關係是一而二，二而一的。而佛家所講的「緣起性空，性空緣起」，可以說是這個道理進一步的詮釋與發揮。
那麼，「有物混成，先天地生」，究竟是怎麼的一種情況呢？老子形容說：「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老子的思想與印度的佛學對形而上道的表達有所不同，佛學到最後只以一個「空」字代表，而老子則用「寂」用「寥」。寂是絕對的清虛，清靜到極點，毫無一點聲色形象。「寥」是形容廣大，類同佛學的「無量無邊」。
佛家專用的名同「空」，是從道體的原則上說；而道家所用的「寂」、「寥」，則是形容其境界與現象，在表達上各有各的好處，也各有各的缺點。談「空」，難免有人會誤認為是斷滅思想；說「寂」說「寥」，又易使人執著一個現象，落在境界的案臼中。
老子說這個道，「寂兮！寥兮！」，清虛寂靜，廣闊無邊，沒有形象聲色可尋，永遠看不見、摸不著；「獨立而不改」，超越於一切萬有之外，悄然自立，不動聲色，不因現象界的物理變化而變化，不因物理世界的生滅而生滅。但我們在這裡要注意，老子說的是「獨立而不改」，他並沒有說「獨立而常住」。「常住」，讓人感覺是指具備形象的實有，但道並不適合以實有稱之。因為它「非心非物」，可是也不能說不是實有，因為它「即心即物」。「周行而不殆」，它無所不在，在在處處都有道。不論「物」也好，「心」也好，都有它的存在，永遠無窮無盡，遍一切處。「可以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這個東西是一切宇宙萬有的根本，具足一切的可能性，實在很難用一般世間的語言文字來形容，所以我們中國古代的老祖宗們，不得已，姑且叫它做「道」，以「道」來統括所有萬法的究竟歸處。
萬道不離王道與人道
道之為名，在原始的中國文化，是超然於宗教性質的代名詞，西方哲學稱之為「第一因」，但在內涵上彼此仍有差別之處。以宗教性的名詞來說，基督教、天主教叫它「上帝」、「主宰」、「神」，伊斯蘭教叫它「阿拉」，佛教則以「如來」、「佛」來稱之。像這一類的宗教性字眼，一般人很容易根據自己的知識、習慣以及下意識觀念，在自己的心理意識上，構成另一種偏離原意的想像概念，混淆不清，甚至都蒙上了一層濃得化不開的神秘色彩。譬如我們一提到「上帝」，差不多都把它想成一個能控制一切，主宰一切，擁有宇宙最大威權的神明。而一提到「如來」，大部分人的觀念馬上想到坐在寺廟大殿上，低眉垂目、不食人間煙火的「塑像」。這種單憑一己的好惡與想像所形成對形而上真理的認識，其中牽涉的問題是相當嚴重的。
早期的中國文化思想，對於「道」這個東西，並未附以它任何宗教形態，或者將它專屬於某一種哲學派別。道的名稱之外，尚有幾個與它同義的名詞，老子又提出來說：「強為之名曰大」，因為它實在無量無邊，太大了，所以也可叫做「大」；「大曰逝」，大也就是「逝」，「逝」是永遠的向內外四面八方延伸發展，等於說宇宙是無限的擴張。談到這裡，我們看到這個「逝」字覺得很有趣。引申列子的話來說，便是：「東方有聖人出焉，西方有聖人出焉，此心同，此理同。」老子認為道的本身，大到無量無邊，無有涯際，因此名之為「逝」。同樣的意義，佛經上「佛」亦有十個名號，「善逝」是其中之一。這個「善逝」的「逝」，除了具有「無常」的含義外，同樣代表無盡無限，形容難以言喻之大，與老子所說的「大曰逝」，有不謀而合之處。但是我們知道，佛經翻譯到中國來，距離老子時代之後，已經有相當一段的時間，然而老子在中國上古文化，早已有相同的看法和用詞了。
既然「大日逝」，那麼「逝曰遠」，無遠弗屆，四通八達，「放之四海而皆准」，沒有不及的地方，也是無量無邊，無窮無盡的意思。然而，就是因為「道」太大太遠了，它遍一切處，通於古今，盡未來際，我們若求大、求遠地去追求它，反而難以企及，搞不好還會迷失在五花八門、千奇百怪的現象界裡，不能自拔。其實「道」就在每個人的自身上，須臾不離，若能反求諸己，回頭自省，見「道」才有希望。所以「逝曰遠，遠曰反」。最遠的就是最近的，最後的就是最初的，只要神志清醒清醒，好好張眼一看，天邊就在目前。
我們曉得中國過去的觀念，稱宇宙萬有的本體為「道」，另外還有「大」、』逝」、「遠」、「反」等名稱，甚至於儒家所講的「天」，或者「帝」，也都是「道」的代號，總共算起來，至少也有十來個「道」的別名。後來印度文化傳播到中國來，其中佛教對於形上本體的說法，也有佛的十個代號，與中國原有的那些「道」的稱呼相互比較，頗得異曲同工之妙，幾乎是同樣的道理，雷同的說法，這不知是否當時雙方曾開過聯席會議，互相對此問題詳加協調過，否則又怎能如此巧合、遙相呼應呢？（一笑）。其實這正是「東方有聖人出焉，西方有聖人出焉，此心同，此理同」的道理。世界上真理只有一個，無二亦無三，只是東西方在表達方式上有些不同罷了。
接著，老子說「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這一段談「天」說「地」，卻又忽然鑽出一個「王」來，王是代表人。依中國傳統文化，始終將「天、地、人」三者並排共列，而人在其中。為什麼呢？因為中國文化最講究「人道」，人文的精神最為濃厚，人道的價值最被看重。假定我們現在出個考試題目，「人生的價值是什麼？」或者「人生的目的是什麼？」若以中國文化思想的觀點來作答，答案只有一個--「參贊於地之化育」（《周易·系辭傳》）。
「參贊天地之化育」，正是人道價值之所在。人生於天地之間，忽爾數十年的生命，仿如過客，晃眼即逝，到底它的意義何在？我們這個天地，佛學叫做娑婆世界，意思是「堪忍」，人類生活其上，還勉勉強強過得去。這個天地並不完備，有很多的缺陷，很多的問題，但是人類的智慧與能力，只要它能合情合理地運用，便能創造一個圓滿和諧的人生，彌補天地的缺憾。
譬如，假若天上永遠有一個太陽掛著，沒有夜晚的話，人類也就不會去發明電燈，創造黑暗中的光明。如果不是地球有四季氣候的變化，時而下雨，時而颳風，人類也不會築屋而居，或者發明雨衣、雨傘等防禦用具。這種人類因天地間種種現象變化所作的因應與開創，就叫做「參贊」。此等人類的智慧與能力太偉大了，所以中國文化將他和天地並舉，稱為「天、地、人」三才。這是舊有的解釋。
那麼，「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域」是代表廣大的宇宙領域。此處道家的四大，與佛家所謂的四大不同。佛家四大，專指物質世界的四種組成元素--地、水、火、風。而道家所講的四大，是「道、天、地、人」。這個「四大」的代號由老子首先提出，並非如佛家的四大。老子說，在這一無窮無盡的宇宙中，有四種東西是最主要，最關鍵性的，而人的價值佔了其中之一。四大中人的代表是「王」，中國上古文化解釋「王」者，旺也，用也。算命看相有所謂的「旺相日」，在古代文字中，也有稱「王相日」的。每個人依據自己的八字選擇對自己有利的旺相日那一天去做某一件事，認為便可大吉。宇宙中何以人能與「道大、天大、地大」同列為四大之一呢？這是因為人類的聰明才智，能夠「參贊天地之化育」，克服宇宙自然界對人存在不利的因素，在天地間開演一套淵源流長的歷史文化。
好不容易自然
既然人的地位有這麼的重要，這麼的特殊，下面老子便接著告訴我們做人做事的法則，如何修道，如何行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這是老子千古不易的密語，為老子思想的精華所在，懂了這番話的道理，也就差不多掌握了修道、行道的關鍵了，在這裡這個「法」字是動詞，是傚法、學習的意思。人要傚法大地，大地則依法於天，這裡的「天」，是指有形的太陽系統的自然物理的天，也就是天文學上的天體之天，它不是抽像的概念。地依法於天，天則要傚法道，以道為其運行的依歸。那麼，道又以什麼為傚法的對象呢？「道法自然」。
現在首先要解釋「自然」的問題。目前新興的「比較宗教學」或稱「宗教哲學」，把世界上各地的宗教，如佛教、道教、伊斯蘭教、基督教、天主教等等，每一宗教的哲學理論與實況綜合起來研究，相互比較，尋求其中異同和彼此間的關係，已經發現了不少有趣的問題，值得更進一步去深入探討。我們若以比較宗教的態度，拋開那些粗淺的宗教情緒心理，把眼光放在一般宗教教人如何行善做好事的普通倫理層面上，那也個個滿好，滿合於同一的水平。至於再進一步，要透徹各個宗教實際內涵程度的深淺，則問題重重，就不能顢頇籠統，值得仔細研究、體會。
長期以來，有不少佛家的著作，批評道家是「自然外道」。因為他們看到老子講「道法自然」，便自然而然地將二者聯想在一起。其實，印度釋迦牟尼佛在世時，與佛教對立的幾十種哲學思想，尤其當時同釋迦牟尼佛影響一樣大的幾個大學派之一，專講「唯物思想」的「自然外道」，和中國老子所說「道法自然」的自然，並不相關。二者並未結為姊妹道，或者兄弟道什麼的，並無彼此互通聲氣之嫌。
印度當時的自然外道，屬自然學派，其所謂的「自然」，完全從物理觀點而說。但是老子的思想絕非如此。近代中國翻譯西方典籍，把物理、化學等學科，統稱為自然科學，這是借用老子的名詞，我們不能因此便認為老子說的「自然」，就等同物理範疇的自然。將老子的思想硬往上套，這是指鹿為馬，栽贓前人，非常沒有道理的。
雖然老子並未給予直接的定義，但老子的「自然」究竟是什麼意思？我們卻也不可以如法庭上的法官們，審判一個案件，可以採用了「自由心證」，隨便判決學術思想的歸化，亂下斷語，硬是認定老子所說的「自然」也就是印度的「自然外道」；不分青紅皂白地將老子一竿打入「唯物哲學」的案日，這是千錯萬錯，大錯特錯的誤解。這種情況，如借用佛學名稱來說，就是「眾生顛倒」，「顛倒眾生」，這所謂「顛倒」，是指我們在見地觀念上和思想上的錯誤，因此而形成見惑、思惑。由於我們一直被這見惑、思惑兩種認識上的不清所障礙，因此不能成道，無法徹見宇宙天地間的真諦。
那麼老子說：「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這個「自然」的確實含義又是如何呢？答案很簡單，「自然」二字，從中國文字學的組合來解釋，便要分開來講，「自」便是自在的本身，「然」是當然如此。老子所說的「自然」，是指道的本身就是絕對性的，道是「自然」如此，「自然」便是道，它根本不需要傚法誰，道是本來如是，原來如此，所以謂之「自然」。
我們如果將大乘佛學徹底貫通了，必然不會對於宇宙本體和現象的哲學問題，感到左右為難。佛家有一個名詞「法爾如是」，它是說明諸法本身本來就是這個樣子。人生來怎麼會成那個樣子？人就是那個樣子。你怎麼會是這個樣子？我就是這個樣子。一切本來就是如此，一切法便是一切法的理由，更沒有什麼其他原因不原因的，這樣就叫「法爾如是」。從「法爾如是」來看「道法自然」，最清楚不過了。「道法自然」，而「自然」自己本身原來就是如此這般，沒有別的規範可尋，再也找不到一個東西可以另為之主，「道」就是「自然」，「自然而然」，就是「法爾如是」，古人翻譯佛經，怕與老子的「自然」混合了名詞，只好另創一詞，便叫「法爾如是」。
講到這裡，我曾經一再強調，我們後世之人讀古人的著作，常常拿著自己當代的思想觀念，或者現代語言文字的習慣，一知半解地對古人下了偏差的註解，誣蔑了古人，這是何等的罪過。讀什麼時代的書，首先自己要能退回到原來那個時代的實際狀況裡去，體會當時社會的文物風俗，瞭解當時朝野各階層的生活心態，以及當時的語言習慣，如此掌握了一個時代文化思想創造的動源，看清這個歷史文化的背景所在，這才能避免曲解當時的哲學思想和文藝創作，並給予正確合理的評價。
比如，我們研究釋迦牟尼佛的經典，也要退回到二千多年前的古印度的農業社會，設身處地替當時的人民想一想。那時的印度是一個貧富差距極大，極不平等，到處充滿愚昧和痛苦的世界。假若你讀歷史，真能「人溺己溺，人饑己饑」地將自己整個投入，身歷其境，於那種痛苦如同親嘗，那麼方能真切地瞭解到釋迦牟尼佛何以會提倡「眾生平等」，何以會呼籲人人要有濟度一切眾生的行願，才能體會到當時的佛陀真正偉大之處。如果天下太平，世界本來就好好的，大家生活無憂無慮，什麼都不虞缺乏，汽車、洋房、冷暖氣，樣樣俱足，日子過得滿舒服的；即使比這種情況差一點，那也還甘之如飴，又何必期待你去救度個什麼？幫助個什麼呢？
念天地之悠悠
話說回來，老子說「人法地」。人如何傚法地呢？人要跟大地學習很難。且看大地馱載萬物，替我們承擔了一切，我們生命的成長，全賴大地來維持，吃的是大地長的，穿的是大地生的，所有一切日用所需，無一不得之於大地。可是，我們回報它的是什麼？只不過是死後一把又髒又臭的腐爛掉的膿血和敗壞了的朽骨頭罷了。
人活著時，不管三七二十一，將所有不要的東西，大便、小便、口水等等亂七八糟地丟給大地，而大地竟無怨言，不但生生不息滋長了萬物，而且還承載了一切萬物的罪過。我們人生在世，豈不應當傚法大地這種大公無私、無所不包的偉大精神嗎？其實中國傳統文化，一直非常強調此一精神。《易經》的「坤卦」，形容大地的偉大為「直」、為「方」、為「大」，指出大地永遠順道而行、直道而行。包容一切，不改其德。佛家對此的看法也是一樣，後來翻譯《華嚴經》，冠以「大方廣佛」為經題，也可以說是受「坤卦」卦辭影響的關係。
再者，我們傚法大地，除了上述的道理之外，同時還要瞭解大地自久遠以來運動不止的意義。地球永遠在轉動。地球一天不轉動，甚至只消一分一秒停止，我們人類和其他萬有的生命，都要完結。
地球的轉動，人們以為是近代科學知識，其實中國上古早已知之，只是我們自己不加詳察而已。又有人根據中國若干書籍上說的「天圓地方」，便一口咬定古人的觀念認為地球是方的。這種不明就裡人云亦云的說法，非常錯誤，孔子的弟子曾子，就曾講過地是圓的，不是方的，而且一直在旋轉，所謂：「天道左轉，地道有旋」的觀念，早已由來悠久。我們人欲傚法大地，就應該如《易經》卦辭所言：「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行健」，是天地的運行轉動，永遠是健在地前進，所以人要傚法它的勇往直前的精神，一分一秒絕不偷懶，時時刻刻向前開創，永遠生機蓬勃，永遠靈明活潑，這才是合乎大地所具有的「德行」。
但是，宇宙間日月星辰與地球，究竟是誰使它在轉動呢？由哪個作主呢？是上帝嗎？是神嗎？是佛嗎？老子卻不採用這些具有人神造作化的名詞，他只是根據上古傳統文化中固有的名稱，無以名之，仍然稱之為「道」，稱為「自然」，最恰當不過了。所以便說「天法道，道法自然」。抽像而言，道是自然地具備無究盡的功能，擁有不可思議的「生滅」力量。這股力量，在佛學而言，便叫它做「業力」，業力並不一定不好，有好有壞，壞的叫「惡業」，好的叫「善業」。其實，天地本身這股力量在運轉，本無善惡，所謂善惡，都是人類自己附加上去的價值判斷而已。
道的力量，生生不息，源源而來，生天生地，神鬼神帝，都是由道的自然功能所分化。但是，它又為什麼要生長了這些萬有的存在呢？有時我們不得意時，實在很埋怨這個道，為什麼它要生生不已，而又轉化不已呢？道不轉化便不會生成你和我，不生你和我，又何來這些糾扯不清的恩恩怨怨、痛苦煩惱！這個道，何必跟我們如此過不去呢？生了大地，又生了我們的爸爸媽媽，再生下我們，以及後代的子子孫孫，然後為了一個小問題，都痛苦得不得了，一下成功，一下失敗，時而悲傷，時而喜樂，究竟這個道、這個上帝、這個主宰，在開我們什麼玩笑呢？如果亙古「不生不滅」，我們能夠平平靜靜、安安詳詳地休息，那該多好啊！
像這一類的疑問，不消說我們一般的凡夫俗子弄不清答案的真相，就是千古以來，許多人窮盡畢生精力，追究這個問題的哲學家、思想家，也都困在這個窮求「第一因」的謎題裡，東奔西竄，尋不著出路，愈陷愈深，不能自拔。現在的科學家們，也正為這些問題向前直衝。
老子呢？他說道就是道，自然就是自然，此外再也沒有一個由來，既沒有為什麼，也不是為了什麼，本來就是這樣，原封未動；無始無終，無前無後，不生不滅；而由這個不生不滅中，本然而創造了宇宙天地和萬有生命的生生滅滅的現象，產生了時間、空間前前後後的無意識的意識。我們研究道家思想，「自然」這個名詞，是一大關鍵。而佛家的終究處也是「法爾如是」，這兩者值得相互參究。一般修煉道術的學道者，若無法直識本來，看透這層「法爾如是」的事實，即便是在靜坐禪定的工夫上如何了得，那還似依舊僕僕風塵，流浪生死，有家歸不得的遊子，前途一片茫茫。不信，你去問老子試試看。
自然神仙
再說，道的本身即是自然生生不息，但很多人修道，偏要打坐求靜，認靜是道都不對嗎？你在靜坐，真能靜嗎？其實，內心裡面，妄想紛飛，動得亂七八糟，並無片刻安閒休息。真正的靜坐入定，也只是進到另一個大運動的境界而已，因為大動，反而不覺其動，便說是靜。或者可說是接近於那個大自然運動的核心，好像靜止而已。譬如一個旋轉中的圓形，越接近圓周的地方，運動的路線越大，而接近圓心的地方，運動的路線越小，而圓心所在，在旋轉的時候，則完全不離原地，根本不動，其實它是整個圓轉得最起勁之處，原來不靜，所以說，真的能靜止似的，那是到達於一個更雄渾無跡的運動境界，只是你自己未察覺到它的究竟而已。靜坐之所以能使人健康長生不老，正是由於這個靜中的大動似乎不動的效果。這個動，實是自然法則的功能。
人們學道，學些什麼呢？如果只知守竅練氣，吐故納新，那是小道。大道無為，什麼都不需守，沒有那些囉哩囉嗦的名堂。「道法自然」，自自然然就是道，若不如此，便不合道。普通的人，照修煉神仙家的看法，都是凡夫俗子。然而凡夫俗子只要能做到在日常生活中，一切任運自然，便不離於道了。
中國道家有句名言：「人身是一小天地」，認清這個觀念，打坐修道就容易上路，你只須讓自己的身心自然：「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那般自然，豈不真得自在。傳統的道家，認為我們人身便是一個小天在，胃就像大地，地球上有長江、黃河，和胃連帶關係的，在前面管道便是長江，在後面的管道便是黃河；其他別種器官，有的代表月亮，有的代表太陽，都在不停地運動。人打起坐來，心理上讓它自然地清靜，不去干擾身體各個器官的運作與血液循環，使之自自然然地合乎天地運轉的法則，身體就會自然越來越健康。平常我們身體所以四大不調，疾病叢生，都是腦子裡的意識、思想太多太亂，擾亂了體能原本合於自然的運行法則，因此才產生了疾病的現象，才有苦樂的感受。
至於佛家的修道路線也很多，通常所知的都教人要空、放下，不要妄想，它和道家的清靜、無為有相通之處。清靜、無為，就是什麼都不去想，但是如果你靜坐，心裡想：「我絕不亂想」，那你早就又落入那「想不要想」的想裡去了。「道」，本來自然生生不息在動，而你硬要千方百計不讓它動，那豈不是道法大不自然了嗎？不自然行嗎？其實修道打坐，甚至在日常生活中，你只須讓一切自然地任遠流行，它就是自然的靜，不假造作，自由自在，那就對了，又何必頭上安頭，作繭自縛呢？
自老子之後，到了東漢時期，道家出現了魏伯陽真人作的《參同契》這部名著，素來被稱為是千古丹經的鼻祖，學道家神仙長生不老之術的，非要仔細研究這部書不可，但其中所闡述的修道原理和方法，重點仍然在於老子的「道法自然」。那麼，怎麼又叫做《參同契》呢？因為修煉神仙長生不老的方法，與老莊、周易、丹法，三樣的原理完全相同的。所以必須參合研究，而將其中的道理相互貫通、彼此發明，故叫《參同契》。「契」是指書契一樣，可以核對得絲毫都無差錯。中國古代訂契約，是在一塊竹簡刻上一式二份的標記和約定的條文，然後剖析成兩片，中間分際接合處，彼此絲絲入扣，可為日後印證真假之辨的，便名曰「契」。《參同契》所論述的修道原理和過程，相當複雜、奧妙，但其根本所在，仍然不外乎「道法自然」的大法則。
我們人體是個小宇宙、小天地，在這個宇宙天地裡，氣機如何運行，血液如何流通，一切均有固定不易的法則，分秒不能勉強，不可勉強，不必勉強，假使真懂了這種道理，自己便會明白怎麼來修道攝生養命，但是總歸結的道理，不外老子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老子他說24-南懷瑾 講述
第二十四章
企者不立，跨者不行，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其在道也，曰：余食贅行，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
企鵝的步伐，猩猩的醉舞
由第二十二章開始，接連到二十五章為止，反覆地申明，道體自然，切莫亂加造作，因此，當起用因應在萬事萬物時，亦須傚法天地自然的規律，「曲全」而成事。本章銜接上兩章內涵，再提出反證，作為正面的告誡。因此開始便由「企者不立」講起。什麼叫「企者不立」呢？且看我們現在有許多公司，取名叫企業公司。什麼叫「企」呢？把腳尖踢起來，不斷向前開展叫「企」。這樣跟起腳尖來，能站多久呢？其實，是難以長久立足的，練過功夫的人，也不過站一短暫的時間。平常時，人們很少要那麼跟起腳來站立，也許是個矮子，為了與人比高，才這樣做，或者，偶然遠望，才那麼踢起腳來。但是，到底是站不久的。這便是「企者不立」的道理。
「跨者不行」是說跨開大步在走路，只能暫時偶然的動作，卻不能永久如此。如果你要故意跨大自己的步伐去行遠路，那是自取顛沛之道，不信，且試跨大步走一二十里路看看。大步走，跨大步是走不遠的。因此，老子用這兩個人生行動的現象來說明有些人的好高騖遠，便是自犯最大的錯誤。「企者」，就是好高，「跨者」，就是騖遠。如果把最淺近的、基礎的都沒有做好，偏要向高遠的方面去求，不是自找苦吃，就是甘願自毀。由這兩個原則的說明，就可明白「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四不的道理。
「自見」、「自是」、「自伐」、「自矜」，是人類的通病，一般人的心理，大多具有這些根本病態。舉一個現在社會上常見的例子，當我們經常到一家名餐廳宴會，這家會做菜的名廚師，在我們吃飯當中，出來打一照面，招呼貴賓的時候，我們就要向他恭維幾句，或者敬他一杯酒，表示他做的菜真是高明，不然，他就很掃興，「喀然若喪其耦」了！如果說，你的菜做得天下第一好，那麼，雖然他這時還掛著一臉的油煙，累得要死，可是心裡的滋味，卻舒服得很，這是一般的常理。所以，老子在這裡再三說明，一個人有了「自見」、「自是」、「自伐」、「自矜」的心病，一定要能反省，知道自加改正才好。但從道理法則上講，這些心理的行為，卻是「余食贅行」。「余食」是多餘吃的。等於一個人飯已吃飽了，再吞一口都吞不下去，但還要再吃一個大麵包，這一下非得胃病不可，甚至還要去看醫生，或者是要開刀呢！贅，就是瘤子，等於甲狀腺腫大，脖子就會長粗了。我們正常的身體，在任何部位，長出一個瘤子，那當然是多餘的。像我們合掌的時候，五指就夠用了，有的人長出六個指頭，這就是「贅指」。多一個指頭就麻煩，手套還要另做。「物或惡之」，任何一樣東西，都有自然的定形，變體都是不正常的，即使是植物，過分地長出來一個多餘的附件，不但自己增加負擔，而且令人討厭。何況一個平常的人呢！假使你這個人已經很高明，高明就高明又何必一定要別人加說一句你太高明。你是不是高明，別人慢慢自會看清楚的。假如自己天天喊我很高明，除了做廣告以外，那還有什麼用呢？所以有道之士，自處絕不如此，絕對沒有這種心理行為，才算合於道行。
投鞭斷流的苻堅
但是，所謂「有道者不處」的「有道者」，難道是專指「入山唯恐不深，避世唯恐不遠」的山林修道之士嗎？當然不是如此，綜合老子所謂的「道」，既不如佛家一樣的絕對出世的，也不是如儒家一樣的必然入世的，它是介於兩者之間，可以出世，亦可以入世的。換言之，有體有用，道體在形而上的自然，道用卻在萬物萬事，平常日用之間。因此，他的道，也正如孔子的門人曾參所著《大學》一書中所說的「自天子以至於庶人」，都不能離開此道。
因此，老子前後所說的知四不--不自見、不自是、不自伐、不自矜，在體而言，有同於佛說的離四相--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在用而言，又同於孔子所說的戒四毋--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恰如其分。所以，它不但只限於個人自我的修養，僅是修道者的道德指標，同時，也是所謂帝王學--領導哲學最重要的信守，最基本的修養。我們現在隨便舉出古今歷史上兩個事例，說明凡是要立大功、建大業的人，只要一犯此四個原則，絕對沒有不徹底失敗的。
第一個例子，就是東晉時期，史稱五胡十六國亂華的時代，秦王行堅的故事。
苻堅就其君--姚生，自立為王，正當東晉穆帝--司馬觸昇平元年（公元三五七年），他起用了那個在野的名士、平時們虱而談天下事的王猛為政，不過十三四年之間，北滅燕雲，南脅東晉，大有不可一世的氣勢。在過不了幾年，王猛得病將死（王猛當政也只十六七年），苻堅不但為他百計祈禱，並且還親自到病榻訪問後事。王猛對他說：
「善作者不必善成（成功不必在我之意），善始者不必善終（也就是《易經》坤卦無成有終的意思）。古先哲王，知功業之不易，戰戰兢兢，如臨深谷。伏惟陛下，追蹤前聖，天下幸甚。」
又說：「晉雖僻處江南，然正朔相承，上下安和。臣沒之後，願勿以晉為圖（告訴他，切莫輕易南下用兵圖謀東晉）。鮮卑、西羌，我之仇敵，終為大患，宜漸除之，以安社稷。」
王猛一死，苻堅三次親臨哭喪。而且對他的兒子（太子）苻宏說：「天不欲使吾平一六合耶？何奪我景略（王猛字）之速也。」過不了七八年，苻堅一反常態，不顧王猛的遺囑，便欲將百萬之眾，南下攻擊東晉。
當他聚集高級臣僚開軍事會議時，左僕射（相當輔相的權位）權翼持不同的意見說：「晉雖微弱，未有大惡，謝安、桓沖，皆江表偉人，君臣輯睦，未可圖也。」
太子左衛率（相當於侍衛長官，警備總司令）石越曰：「今歲鎮（天文星象的歲月，鎮星）守斗（自南斗十二度數起，到須女星的七度，屬星紀，正在吳越分野之處）。福德在吳（古代抽像天文學，認為太歲所在，其國有福），代之必有天殃。且彼據長江之險，民為之用，殆未可伐也。」
苻堅卻堅持自己的意見說：「天道幽遠，未易可知，以吾之眾，投鞭於江，足斷其流，又何險之足恃乎？」這便是苻堅的最大自伐、自矜之處。
會議席上，文官武將，各人就利害關係，正反面的意見都有，始終無法決議。苻堅便說：「此所謂築室道旁，無時可成。吾當內斷於心耳！」
當時這個時候，再也沒有一個人，如王猛一樣，教他先求修明內政，建立最高的文化政治以鞏固基礎的建議了！
散會以後，將堅特別留下親王的陽平公--苻融商量，苻融說：「今伐晉有三難，於道不）順，晉國無釁。我數戰兵疲，民有畏敵之心。群臣言晉不可伐者，皆忠臣也。願陛下聽之。」
苻堅聽了他的意見，便正色地說：「汝亦如此，吾復何望」。苻融聽到他的堅持自見與自是，愈覺不對勁，便哭著說：「晉未可滅，昭然甚明。且臣之所憂，不止於此。陛下寵鮮卑、羌揭，佈滿哉甸。太子獨與弱卒，留守京師。臣懼變生肘腋，不可悔也。臣之頑愚誠不足采。王景略一時英傑，陛下嘗比之諸葛武侯，獨不記其臨沒之言乎？」
苻堅仍然不聽他的意見。等到回到後宮，他最寵愛的妃子張夫人，也苦苦來勸諫他匆出兵侵略東晉。行堅便說：「軍旅之事，非婦人所當預。」換言之，軍事的事，不是你們女性所應該參與意見的。
他最喜歡的小兒子苻銑也來勸諫。苻堅便訓斥他說：「天下大事，孺子安知。」換言之，你這個小孩子，哪裡懂得天下國家的大事。
大家沒有辦法阻止行堅的主觀成見，便來找他最相信的和尚道安法師，請他設法勸阻。道安婉轉勸說，也不成功。弄得太子苻宏沒有辦法，只好再拿天象來勸諫說：「今歲在吳分。又晉君無罪。若大舉不捷，恐威名外挫，財力內竭耳！」
苻堅還是不聽，轉對兒子說：「昔吾滅燕，亦犯歲而捷。秦滅六國，豈皆暴虐乎？」
這樣一來，只有一個人在冷眼旁觀，待時而動，乘機而起的燕人慕容垂，獨對苻堅說：「陛下斷自聖心足矣！晉武（晉武帝司馬炎）平吳，所仗者張杜二三巨而已。若從眾言，豈有混一之功乎？」
這一下，正好投合苻堅的心意，因此，便大喜說：「與吾共定天下者，獨卿而已。」誰知不到一個月之後，秦王苻堅，自統六十餘萬騎兵南下，一戰而敗於測水，比起曹操的兵敗赤壁，還要悲慘。慕容垂不但不能與他共天下，正好趁機討好，溜回河北，不但復興後燕，而且還是促成行堅迅速敗亡最有力的敵人。
我們讀歷史，看到歷史上以往的經驗，便可瞭解古人所推崇的古聖先賢的名言學理是多麼的重要，多麼的可貴。譬如行堅的暴起暴亡，牴觸老子所說的四不戒條，無一不犯，哪有不敗之理。將堅雖有豪語，所謂「投鞭足以斷流」。其實，正是他投鞭以斷眾見之流，因此而鑄成大錯、特錯。所以老子說「故有道者不處」，正是為此再三鄭重其言也。
山泉繞屋知深淺
第二個例子，也是現代史上眾所周知的國民革命成功後，孫中山先生「推位讓國」，由袁世凱來當中華民國第一任大總統。結果，他卻走火入魔，硬要作皇帝，改元「洪憲」。一年還不到，袁大頭就身敗名裂，壽終正寢，所留下的，只有一筆千秋罪過的笑料而已。袁世凱個人的歷史，大家都知道，他的為人處事，素來便犯老子的四不--一自見、自是、自伐、自矜，原不足道。《紅樓夢》上有兩句話，大可用作他一生的總評：「負父母養育之恩，違師友規訓之德。」
袁的兩個兒子，大的克定，既拐腳，又志在做太子，繼皇位，慫恿最力。老二克文，卻是文采風流，名士氣息，當時的人，都比袁世凱是曹操，老二袁克文是曹植。我非常欣賞他反對其父老袁當皇帝的兩首詩，詩好，又深明事理，而且充滿老莊之學的情操。想不到民國初年，還有像袁克文這樣的詩才文筆，頗不容易。袁克文是前輩許地山先生的學生，就因為他反對父親當皇帝，作了兩首極其合乎老子四不戒條的詩，據說惹得者袁大罵許地山一幫人，教壞了兒子，因此，把老二軟禁起來。我們現在且來談談袁克文的兩首詩的好處。
乍著吳棉強自勝，古台荒檻一憑陵。
波飛太液心無住，雲起魔崖夢欲騰。
偶向遠林聞怨笛，獨臨靈室轉明燈。
劇憐高處多風雨，莫到瓊樓最上層。
起首兩句便好，「乍著吳棉強自勝，古台荒檻一憑陵」。吳棉，是指用南方蘇杭一帶的絲棉所做的秋裝。強自勝，是指在秋涼的天氣中，穿上南方絲棉做外衣，剛剛覺得身上暖和一點，勉強可說好多了！這是譬喻他父親袁世凱靠南方革命成功的力量，剛剛有點得意之秋的景況，因此他們住進了北京皇城。但是，由元、明、清三代所經營建築成功的北京皇宮，景物依稀，人事全非，那些歷代的帝王又到哪裡去了！所以到此登臨覽勝，便有占台荒檻之歎。看了這些歷史的陳跡，人又何必把浮世的虛榮看得那麼重要！
「『波飛太液心無住，雲起魔崖夢欲騰。」華池太液，是道家所說的神仙境界中的清涼池水。修煉家們，又別名它為華池神水，服之可以祛病延年，長生不老。袁克文卻用它來比一個人的清靜心腦中，忽然動了貪心不足的大妄想，猶如華池神水，鼎沸揚波，使平靜的心田永不安穩了。
跟著便說一個人如動心不正，歪念頭一起，便如雲騰霧暗，蒙住了靈智而不自知。一旦著了魔，就會夢想顛倒，心比天高，妄求飛昇上界而登仙了。
「偶向遠林聞怨笛，獨臨靈室轉明燈。」這是指當時時局的實際實景，他的父兄一心只想當皇帝，哪裡知道外界的輿論紛紛，眾怨沸騰。但詩人的筆法，往往是「屬詞比事」，寄托深遠，顯見詩詞文學含蓄的妙處，所以只當自己還正在古台荒檻的園中，登臨憑弔之際，耳中聽到遠處的怨笛哀鳴，不勝淒涼難受。因此回到自己的室內，轉動一盞明燈，排遣煩惱。明室、靈燈，是道佛兩家有時用來譬喻心室中一點靈明不昧的良知。但他在這句上用字之妙，就妙在一個轉字。「轉明燈」，是希望他父兄的覺悟，要想平息眾怨，不如從自己內心中真正的反省，「閒邪存正」。
「劇憐高處多風雨，莫到瓊樓最上層。」最後變化引用蘇東坡的名句：「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勸他父親要知足常樂，切莫想當皇帝。袁世凱看了兒子的詩，赫然震怒，立刻把他軟禁起來，也就是這兩句使他看了最頭痛，最不能忍受的。
另一首：
小院西風向晚晴，囂囂恩怨未分明。
南回孤雁掩寒月，東去驕風動九城。
駒隙去留爭一瞬，蛋聲吹夢欲三更。
山泉繞屋知深淺，微念滄波感不平。
這起首兩句，「小院西風向晚晴，囂囂恩怨未分明。」全神貫注，在當時民國成立之初，袁世凱雖然當了第一任大總統，但是各方議論紛紛，並沒有天下歸心。所以便有「囂囂恩怨未分明」的直說。所謂向晚晴，是暗示他父親年紀已經老大，辛苦一生，到晚年才有此成就，應當珍惜，再也不可隨便亂來。
「南回孤雁掩寒月，東去驕風動九城。」南回孤雁，是譬喻南方的國民黨的影響力量，雖然並不當政，但正義所在，奮鬥孤飛，也足以遮掩寒月的光明。東去驕風，是指當時日本人的驕橫霸道，包藏禍心，應當特別注意。
「駒隙去留爭一瞬，安聲吹夢欲三更。」古人說，人生百歲，也不過是白駒過隙，轉眼之間而已。隙，是指門縫的孔閥。白駒，是太陽光線投射過門窗空隙處的幻影，好比小馬跑的那樣快速。這是勸他父親年紀大了，人生生命的短暫，與千秋功罪的定論，只爭在一念之間，必須要作明智的抉擇。留聲吹夢，是秋蟲促織的鳴聲。欲三更，是形容人老了，好比夜已深，「好夢由來最易醒」，到底還有多少時間能做清秋好夢呢？
「山泉繞屋知深淺，微念滄波感不平。」「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濁。」人要有自知之明，必須自知才德能力的深淺才好。但是，他的父兄的心志，卻不是如此思想，因此，總使他唸唸在心，不能平息，不能心安。
這是多麼好的兩首詩。所以引用它，也是為了說明歷史的經驗，證明老子四不的告誡，是多麼的正確。袁克文的詩文才調，果然很美。但畢竟是世家出身的公子，民國初年以後，寄居上海，捧捧戲子，玩玩古董，所謂「民初四大公子」之一。無論學術思想，德業事功，都一無所成，一無可取之處。現在我們國詩論詩，不論其人。我常有這種經驗，有的人，只可讀其文，不必識其人。有的人，大可識其人，不必論其學。人才到底是難兩全的。至於像我這種人，詩文學術，都一無可取之處。人，也未做好。只好以「蓬門陋巷，教幾個小小蒙童」勉強混混而已。
企者不立，跨者不行，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其在道也，曰：余食贅行，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
企鵝的步伐，猩猩的醉舞
由第二十二章開始，接連到二十五章為止，反覆地申明，道體自然，切莫亂加造作，因此，當起用因應在萬事萬物時，亦須傚法天地自然的規律，「曲全」而成事。本章銜接上兩章內涵，再提出反證，作為正面的告誡。因此開始便由「企者不立」講起。什麼叫「企者不立」呢？且看我們現在有許多公司，取名叫企業公司。什麼叫「企」呢？把腳尖踢起來，不斷向前開展叫「企」。這樣跟起腳尖來，能站多久呢？其實，是難以長久立足的，練過功夫的人，也不過站一短暫的時間。平常時，人們很少要那麼跟起腳來站立，也許是個矮子，為了與人比高，才這樣做，或者，偶然遠望，才那麼踢起腳來。但是，到底是站不久的。這便是「企者不立」的道理。
「跨者不行」是說跨開大步在走路，只能暫時偶然的動作，卻不能永久如此。如果你要故意跨大自己的步伐去行遠路，那是自取顛沛之道，不信，且試跨大步走一二十里路看看。大步走，跨大步是走不遠的。因此，老子用這兩個人生行動的現象來說明有些人的好高騖遠，便是自犯最大的錯誤。「企者」，就是好高，「跨者」，就是騖遠。如果把最淺近的、基礎的都沒有做好，偏要向高遠的方面去求，不是自找苦吃，就是甘願自毀。由這兩個原則的說明，就可明白「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四不的道理。
「自見」、「自是」、「自伐」、「自矜」，是人類的通病，一般人的心理，大多具有這些根本病態。舉一個現在社會上常見的例子，當我們經常到一家名餐廳宴會，這家會做菜的名廚師，在我們吃飯當中，出來打一照面，招呼貴賓的時候，我們就要向他恭維幾句，或者敬他一杯酒，表示他做的菜真是高明，不然，他就很掃興，「喀然若喪其耦」了！如果說，你的菜做得天下第一好，那麼，雖然他這時還掛著一臉的油煙，累得要死，可是心裡的滋味，卻舒服得很，這是一般的常理。所以，老子在這裡再三說明，一個人有了「自見」、「自是」、「自伐」、「自矜」的心病，一定要能反省，知道自加改正才好。但從道理法則上講，這些心理的行為，卻是「余食贅行」。「余食」是多餘吃的。等於一個人飯已吃飽了，再吞一口都吞不下去，但還要再吃一個大麵包，這一下非得胃病不可，甚至還要去看醫生，或者是要開刀呢！贅，就是瘤子，等於甲狀腺腫大，脖子就會長粗了。我們正常的身體，在任何部位，長出一個瘤子，那當然是多餘的。像我們合掌的時候，五指就夠用了，有的人長出六個指頭，這就是「贅指」。多一個指頭就麻煩，手套還要另做。「物或惡之」，任何一樣東西，都有自然的定形，變體都是不正常的，即使是植物，過分地長出來一個多餘的附件，不但自己增加負擔，而且令人討厭。何況一個平常的人呢！假使你這個人已經很高明，高明就高明又何必一定要別人加說一句你太高明。你是不是高明，別人慢慢自會看清楚的。假如自己天天喊我很高明，除了做廣告以外，那還有什麼用呢？所以有道之士，自處絕不如此，絕對沒有這種心理行為，才算合於道行。
投鞭斷流的苻堅
但是，所謂「有道者不處」的「有道者」，難道是專指「入山唯恐不深，避世唯恐不遠」的山林修道之士嗎？當然不是如此，綜合老子所謂的「道」，既不如佛家一樣的絕對出世的，也不是如儒家一樣的必然入世的，它是介於兩者之間，可以出世，亦可以入世的。換言之，有體有用，道體在形而上的自然，道用卻在萬物萬事，平常日用之間。因此，他的道，也正如孔子的門人曾參所著《大學》一書中所說的「自天子以至於庶人」，都不能離開此道。
因此，老子前後所說的知四不--不自見、不自是、不自伐、不自矜，在體而言，有同於佛說的離四相--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在用而言，又同於孔子所說的戒四毋--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恰如其分。所以，它不但只限於個人自我的修養，僅是修道者的道德指標，同時，也是所謂帝王學--領導哲學最重要的信守，最基本的修養。我們現在隨便舉出古今歷史上兩個事例，說明凡是要立大功、建大業的人，只要一犯此四個原則，絕對沒有不徹底失敗的。
第一個例子，就是東晉時期，史稱五胡十六國亂華的時代，秦王行堅的故事。
苻堅就其君--姚生，自立為王，正當東晉穆帝--司馬觸昇平元年（公元三五七年），他起用了那個在野的名士、平時們虱而談天下事的王猛為政，不過十三四年之間，北滅燕雲，南脅東晉，大有不可一世的氣勢。在過不了幾年，王猛得病將死（王猛當政也只十六七年），苻堅不但為他百計祈禱，並且還親自到病榻訪問後事。王猛對他說：
「善作者不必善成（成功不必在我之意），善始者不必善終（也就是《易經》坤卦無成有終的意思）。古先哲王，知功業之不易，戰戰兢兢，如臨深谷。伏惟陛下，追蹤前聖，天下幸甚。」
又說：「晉雖僻處江南，然正朔相承，上下安和。臣沒之後，願勿以晉為圖（告訴他，切莫輕易南下用兵圖謀東晉）。鮮卑、西羌，我之仇敵，終為大患，宜漸除之，以安社稷。」
王猛一死，苻堅三次親臨哭喪。而且對他的兒子（太子）苻宏說：「天不欲使吾平一六合耶？何奪我景略（王猛字）之速也。」過不了七八年，苻堅一反常態，不顧王猛的遺囑，便欲將百萬之眾，南下攻擊東晉。
當他聚集高級臣僚開軍事會議時，左僕射（相當輔相的權位）權翼持不同的意見說：「晉雖微弱，未有大惡，謝安、桓沖，皆江表偉人，君臣輯睦，未可圖也。」
太子左衛率（相當於侍衛長官，警備總司令）石越曰：「今歲鎮（天文星象的歲月，鎮星）守斗（自南斗十二度數起，到須女星的七度，屬星紀，正在吳越分野之處）。福德在吳（古代抽像天文學，認為太歲所在，其國有福），代之必有天殃。且彼據長江之險，民為之用，殆未可伐也。」
苻堅卻堅持自己的意見說：「天道幽遠，未易可知，以吾之眾，投鞭於江，足斷其流，又何險之足恃乎？」這便是苻堅的最大自伐、自矜之處。
會議席上，文官武將，各人就利害關係，正反面的意見都有，始終無法決議。苻堅便說：「此所謂築室道旁，無時可成。吾當內斷於心耳！」
當時這個時候，再也沒有一個人，如王猛一樣，教他先求修明內政，建立最高的文化政治以鞏固基礎的建議了！
散會以後，將堅特別留下親王的陽平公--苻融商量，苻融說：「今伐晉有三難，於道不）順，晉國無釁。我數戰兵疲，民有畏敵之心。群臣言晉不可伐者，皆忠臣也。願陛下聽之。」
苻堅聽了他的意見，便正色地說：「汝亦如此，吾復何望」。苻融聽到他的堅持自見與自是，愈覺不對勁，便哭著說：「晉未可滅，昭然甚明。且臣之所憂，不止於此。陛下寵鮮卑、羌揭，佈滿哉甸。太子獨與弱卒，留守京師。臣懼變生肘腋，不可悔也。臣之頑愚誠不足采。王景略一時英傑，陛下嘗比之諸葛武侯，獨不記其臨沒之言乎？」
苻堅仍然不聽他的意見。等到回到後宮，他最寵愛的妃子張夫人，也苦苦來勸諫他匆出兵侵略東晉。行堅便說：「軍旅之事，非婦人所當預。」換言之，軍事的事，不是你們女性所應該參與意見的。
他最喜歡的小兒子苻銑也來勸諫。苻堅便訓斥他說：「天下大事，孺子安知。」換言之，你這個小孩子，哪裡懂得天下國家的大事。
大家沒有辦法阻止行堅的主觀成見，便來找他最相信的和尚道安法師，請他設法勸阻。道安婉轉勸說，也不成功。弄得太子苻宏沒有辦法，只好再拿天象來勸諫說：「今歲在吳分。又晉君無罪。若大舉不捷，恐威名外挫，財力內竭耳！」
苻堅還是不聽，轉對兒子說：「昔吾滅燕，亦犯歲而捷。秦滅六國，豈皆暴虐乎？」
這樣一來，只有一個人在冷眼旁觀，待時而動，乘機而起的燕人慕容垂，獨對苻堅說：「陛下斷自聖心足矣！晉武（晉武帝司馬炎）平吳，所仗者張杜二三巨而已。若從眾言，豈有混一之功乎？」
這一下，正好投合苻堅的心意，因此，便大喜說：「與吾共定天下者，獨卿而已。」誰知不到一個月之後，秦王苻堅，自統六十餘萬騎兵南下，一戰而敗於測水，比起曹操的兵敗赤壁，還要悲慘。慕容垂不但不能與他共天下，正好趁機討好，溜回河北，不但復興後燕，而且還是促成行堅迅速敗亡最有力的敵人。
我們讀歷史，看到歷史上以往的經驗，便可瞭解古人所推崇的古聖先賢的名言學理是多麼的重要，多麼的可貴。譬如行堅的暴起暴亡，牴觸老子所說的四不戒條，無一不犯，哪有不敗之理。將堅雖有豪語，所謂「投鞭足以斷流」。其實，正是他投鞭以斷眾見之流，因此而鑄成大錯、特錯。所以老子說「故有道者不處」，正是為此再三鄭重其言也。
山泉繞屋知深淺
第二個例子，也是現代史上眾所周知的國民革命成功後，孫中山先生「推位讓國」，由袁世凱來當中華民國第一任大總統。結果，他卻走火入魔，硬要作皇帝，改元「洪憲」。一年還不到，袁大頭就身敗名裂，壽終正寢，所留下的，只有一筆千秋罪過的笑料而已。袁世凱個人的歷史，大家都知道，他的為人處事，素來便犯老子的四不--一自見、自是、自伐、自矜，原不足道。《紅樓夢》上有兩句話，大可用作他一生的總評：「負父母養育之恩，違師友規訓之德。」
袁的兩個兒子，大的克定，既拐腳，又志在做太子，繼皇位，慫恿最力。老二克文，卻是文采風流，名士氣息，當時的人，都比袁世凱是曹操，老二袁克文是曹植。我非常欣賞他反對其父老袁當皇帝的兩首詩，詩好，又深明事理，而且充滿老莊之學的情操。想不到民國初年，還有像袁克文這樣的詩才文筆，頗不容易。袁克文是前輩許地山先生的學生，就因為他反對父親當皇帝，作了兩首極其合乎老子四不戒條的詩，據說惹得者袁大罵許地山一幫人，教壞了兒子，因此，把老二軟禁起來。我們現在且來談談袁克文的兩首詩的好處。
乍著吳棉強自勝，古台荒檻一憑陵。
波飛太液心無住，雲起魔崖夢欲騰。
偶向遠林聞怨笛，獨臨靈室轉明燈。
劇憐高處多風雨，莫到瓊樓最上層。
起首兩句便好，「乍著吳棉強自勝，古台荒檻一憑陵」。吳棉，是指用南方蘇杭一帶的絲棉所做的秋裝。強自勝，是指在秋涼的天氣中，穿上南方絲棉做外衣，剛剛覺得身上暖和一點，勉強可說好多了！這是譬喻他父親袁世凱靠南方革命成功的力量，剛剛有點得意之秋的景況，因此他們住進了北京皇城。但是，由元、明、清三代所經營建築成功的北京皇宮，景物依稀，人事全非，那些歷代的帝王又到哪裡去了！所以到此登臨覽勝，便有占台荒檻之歎。看了這些歷史的陳跡，人又何必把浮世的虛榮看得那麼重要！
「『波飛太液心無住，雲起魔崖夢欲騰。」華池太液，是道家所說的神仙境界中的清涼池水。修煉家們，又別名它為華池神水，服之可以祛病延年，長生不老。袁克文卻用它來比一個人的清靜心腦中，忽然動了貪心不足的大妄想，猶如華池神水，鼎沸揚波，使平靜的心田永不安穩了。
跟著便說一個人如動心不正，歪念頭一起，便如雲騰霧暗，蒙住了靈智而不自知。一旦著了魔，就會夢想顛倒，心比天高，妄求飛昇上界而登仙了。
「偶向遠林聞怨笛，獨臨靈室轉明燈。」這是指當時時局的實際實景，他的父兄一心只想當皇帝，哪裡知道外界的輿論紛紛，眾怨沸騰。但詩人的筆法，往往是「屬詞比事」，寄托深遠，顯見詩詞文學含蓄的妙處，所以只當自己還正在古台荒檻的園中，登臨憑弔之際，耳中聽到遠處的怨笛哀鳴，不勝淒涼難受。因此回到自己的室內，轉動一盞明燈，排遣煩惱。明室、靈燈，是道佛兩家有時用來譬喻心室中一點靈明不昧的良知。但他在這句上用字之妙，就妙在一個轉字。「轉明燈」，是希望他父兄的覺悟，要想平息眾怨，不如從自己內心中真正的反省，「閒邪存正」。
「劇憐高處多風雨，莫到瓊樓最上層。」最後變化引用蘇東坡的名句：「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勸他父親要知足常樂，切莫想當皇帝。袁世凱看了兒子的詩，赫然震怒，立刻把他軟禁起來，也就是這兩句使他看了最頭痛，最不能忍受的。
另一首：
小院西風向晚晴，囂囂恩怨未分明。
南回孤雁掩寒月，東去驕風動九城。
駒隙去留爭一瞬，蛋聲吹夢欲三更。
山泉繞屋知深淺，微念滄波感不平。
這起首兩句，「小院西風向晚晴，囂囂恩怨未分明。」全神貫注，在當時民國成立之初，袁世凱雖然當了第一任大總統，但是各方議論紛紛，並沒有天下歸心。所以便有「囂囂恩怨未分明」的直說。所謂向晚晴，是暗示他父親年紀已經老大，辛苦一生，到晚年才有此成就，應當珍惜，再也不可隨便亂來。
「南回孤雁掩寒月，東去驕風動九城。」南回孤雁，是譬喻南方的國民黨的影響力量，雖然並不當政，但正義所在，奮鬥孤飛，也足以遮掩寒月的光明。東去驕風，是指當時日本人的驕橫霸道，包藏禍心，應當特別注意。
「駒隙去留爭一瞬，安聲吹夢欲三更。」古人說，人生百歲，也不過是白駒過隙，轉眼之間而已。隙，是指門縫的孔閥。白駒，是太陽光線投射過門窗空隙處的幻影，好比小馬跑的那樣快速。這是勸他父親年紀大了，人生生命的短暫，與千秋功罪的定論，只爭在一念之間，必須要作明智的抉擇。留聲吹夢，是秋蟲促織的鳴聲。欲三更，是形容人老了，好比夜已深，「好夢由來最易醒」，到底還有多少時間能做清秋好夢呢？
「山泉繞屋知深淺，微念滄波感不平。」「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濁。」人要有自知之明，必須自知才德能力的深淺才好。但是，他的父兄的心志，卻不是如此思想，因此，總使他唸唸在心，不能平息，不能心安。
這是多麼好的兩首詩。所以引用它，也是為了說明歷史的經驗，證明老子四不的告誡，是多麼的正確。袁克文的詩文才調，果然很美。但畢竟是世家出身的公子，民國初年以後，寄居上海，捧捧戲子，玩玩古董，所謂「民初四大公子」之一。無論學術思想，德業事功，都一無所成，一無可取之處。現在我們國詩論詩，不論其人。我常有這種經驗，有的人，只可讀其文，不必識其人。有的人，大可識其人，不必論其學。人才到底是難兩全的。至於像我這種人，詩文學術，都一無可取之處。人，也未做好。只好以「蓬門陋巷，教幾個小小蒙童」勉強混混而已。
老子他說23-南懷瑾 講述
第二十三章
希言自然。故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故從事於道者，道者同於道，德者同於德，失者同於失。同於道者，道亦樂得之。同於德者，德亦樂得之。同於失者，失亦樂得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焉。
這自然不是那自然
什麼叫「希言」呢？我們都曉得在長江一帶，很久未見面的朋友，偶然來訪，每稱「稀客」，意思是說少見的尊客。「希言」，亦即平常較少用的名言。再世。層來講，便是「無言之言，不說之說」的意思。例如佛典所說的「不可說」之說，最高的道理，最高的境界，不是文字語言所能表達的。同樣地，形而上最高的道理，也沒有極其妥當的文字來表達的，這就是「希言」的內涵。
什麼叫「自然」呢？這裡所說的自然，不是自然科學的自然。「希言自然」，並不是很少說到自然科學的理論。「自然」一詞，在這裡不可作為物質世界和自然，而是哲學的名辭，勉強解釋，也可說是「原來如是」的表詮，猶如佛家的「法爾如是」一詞相同。「法爾如是」，也便是表示本來原是這樣的意思。
「故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飄風，即颶風，又叫颱風，颱風在夜裡比較大，所以在夜裡來的颱風最可怕。但颱風過境不會超過二十四小時以上的，最大的風速中心不過幾個小時就過去了，不會整天吹的。無論如何強大的颱風，到了中午，都會減弱緩慢一點。故說任何飄風，都不會終朝不變的，就是說正午十二點左右就會變弱了。驟雨，是夏熱季節的大雷雨，大概一兩個小時就過去了。最多三小時，超過三小時就不得了，就可能漲大水。所以夏天的大雷雨，只是一陣，不會下一整天的。而且雷雨一來，一定是連續三陣--今天、明天、後天--大多是三天連著的，但每天雷雨的時辰，都會漸漸向後延，慢慢減小。「孰為此者」？這是什麼道理，誰在主宰其事呢！這是天地間自然的法則。老子沒有講神或天帝在作主，也沒有講菩薩在使神通，只是講「天地」自然規律，如此而已。等於說，冥冥中自有一個能力，但它的功能，不像其它宗教所說的，把它變成人格化，或者是神格化。也不把它變成民俗觀念中的一個如來佛祖，或是雷公、風神、雨師等菩薩。只是自然而然，有那麼一個能力的存在，它就是「道」。
但需再重複一遍，老子所講這個「自然」不是佛家所說的那個「自然」。前面已經說過，道家這個「自然」，與佛家的「法爾」相同--法爾如是。因為印度有一學派，稱謂自然學派，佛學名之為「自然外道」。印度的自然外道，絕不可相同於中國老子所講的自然外道相提並論。當年玄類法師，固然把梵文的佛經翻成中文，同時也把中國的《老子》翻成了梵文傳譯到印度去。因此唐朝以後的許多佛學與密宗的道理，摻雜有中國道家的成分。不過當時玄類法師翻譯過去的《老子》，可惜在印度已經湮沒不彰，再也找不到了。所以，中國道家老子的自然，不和佛說印度外道學派的那個自然相同，這一點需要特別瞭解清楚。但在正統的佛經裡面，「自然」這個名詞，從來未曾用過，因此一般就誤認為老子所說的自然，與印度的一派哲學相同，那麼，老子也牽連而打入「自然外道」。
非人力所及的因果變滅律
老子說：「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況人乎？」在中國的固有文化中，無論道家或儒家以及後來的佛家，早就知道，宇宙之所以成為宇宙，以及這個地球世界，有始有終，終會歸於混滅。有開天闢地的時候，也有天翻地覆，終歸結束的時候。佛家所說的「成、住、壞、空」，「諸法無常」。老子也說：「天地尚不能久」。白居易詩：「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絕期」。因此，有人說：「天若有情天亦老」。天地也不能永遠無盡而長生不老的！不管是經過多少年代，即使是幾百千萬億年，終歸要有結束的一瞬。「天地尚不能久，而況人乎？」那麼，人生更不能希求長久的永存了。
我曾經做過研究，不過還沒有時間坐下來完成，但統計資料已搜集好幾年了。我發現這個雞蛋一樣橢圓型的地球世界，以世紀為標準，東方的中國，誕生了哲學家的老子、孔子。印度也誕生了釋迦牟尼，西洋也誕生了蘇格拉底，事實上，都是同在一個世紀之中。太陽輪轉到的地區，某一個世紀出了些什麼人物，都有同樣的類型。某一個世紀結束了，而這一個世紀某些關鍵性事情也都結束了。例如在某一世紀中，東方出來一個了不起的人物，在同一時代的相近差距中，地球的另一半，也會有同樣的了不起的人物出現。曾費了很多年時間，把這些資料搜集、整理、統計、分析。但是，這個研究，還需要找出它的根本理由來。那麼，這個地球和人類時空的命運，當然就可以推算出來。不過最好不要徹底研究清楚，所謂「察見淵魚者不祥」，人，何必需要前知呢？萬事還是不要前知，人生才富於追求的意味。
可是，由於老子這幾句話的道理，說明了他早已瞭解這個宇宙是有生有滅的。因此，人生的規律，逃不過的一個法則，必然也是有生有滅的。只是人類卻有一個愚不可及的呆勁，總希望什麼事情，都要永久地把握在自己的手裡，事實上，是絕對把握不住的。「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這是原則。這個原則的歸結，便是那所希言的自然之道了。「希言」，也等於佛曰「不可說」。道固不可說，因此而「希言」其故。可是自然的法則，它卻有必然性的因果規律可循，佛學重視因果定律，其實老、莊、孔、孟諸家，也都是講究說明「因果必然」的道理，只是表達的說法不同而已。
因此，老子又告訴我們：「故從事於道者，道者同於道，德者同於德，失者同於失。同於道者，道亦樂得之。同於德者，德亦樂得之。同於失者，失亦樂得之。」這幾句話，從文字上看，自說自話，好像在玩嘴皮，並不重要。其實，他是說人事物理的同類相從的道理。比如一個從事於修道的人，「道者同於道」，修道的人，自然會與修道的人結合在一起，這是很簡單的原則。一個喜歡講道的人，自然喜歡與講道的人結合在一起，來做朋友，志同道合，切磋學問。一個喜歡吹牛的人，結交的朋友，一定也會吹牛，否則兩個人就吹不起來了。今天，有一位朋友告訴我一個形容詞的新意義，就是現在社會上頗為流行的一句話，所謂「手忙腳亂」。手忙者，打麻將也。腳亂者，跳舞也。喜歡打牌跳舞的人，總會合在一起。這也就是「道者同於道」的反證。換句話來說明「道者同於道，德者同於德」的內涵，也可以說一個人真為道德而努力修養自己，那麼，你就會天天發現自己在道德上的進境了。
德，就是用，秦漢以上的思想、學術，道與德兩個字，往往是各自分開的。道、德兩個字合起來做一個名詞用，是秦漢以後的事。道，是形而上的「道」，它與形而下的「德」字對稱。德，是代表用，德者，得也。所以我們可以解釋，德是良好行為的成果。我們懂得了這個字義，在文句上就容易瞭解了。「失者同於失」，你要是走倒霉路線的人，自然碰到的都是倒霉鬼擠在一起。你要向失敗方向走，失敗的因素都會來湊合你。這就同西方的諺語所說：上帝要毀滅一個人，先要使他發瘋。發瘋與毀滅當然差不多了。所以，一個人倒霉了，他所交往的人和事，也都不對了，都是隨倒霉而來的。況且你還偏要和那個倒霉的方向去湊合。
「同於道者，道亦樂得之」，也就是如孔子所說的話「德不孤，必有鄰」，恰好相同。真正為道德而努力，不要怕寂寞、怕淒涼，縱然不得之於一時，也得之於萬古，這一點先要認識清楚。有許多年輕人說：「我一輩子要做學問，修持道德。」我說：不容易啊！那你必須先要準備寂寞一輩子才行。要甘願寂寞一輩子還不夠，還要更進一步，懂得如何來享受寂寞。例如學道成佛，那都是千秋事業，不是一時僥倖的成功，乃至也不求千秋之得失，證無所證，得無所得，那就差不多了。
所以，談學問、道德，不要表面上做功夫，好像什麼都不要，只要學問，只要道德，不在乎其他。功夫做到胃出血的時候，看你在乎不在乎？那真在乎啦！但是，真要為道德的人，真要有這個精神，寂寞、窮苦、疾病所不能移其節操，才能說到出世入世，志在利他之心。沒有這個觀念，平日吹牛沒有用的。所以說：「同於道者，道亦樂得之。同於德者，德亦樂得之。同於失者，失亦樂得之。」這些話，都是正反兩面，各盡其詞，要自己去細心體會，不要輕忽視之。
本章由「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開始，把自然現象的因果律，用比喻來反覆說明，告訴我們一切都在無常變化中，須要認識人間世事的現象，以及人與事，沒有一分一秒不在變。它是隨時隨地都在變，既不是你的力量可以把握住它，而且也無須要去把握它。只有一個超越現實，是我們生命所本有的，就是那個自然本有的東西。那一功能，能變、所變、受變的，卻是天人合一，變而不變的那個東西。但那個東西又怎麼可以體會它呢？只有從「道者同於道，德者同於德，失者同於失」去體認它，才能自然證得。但是有的人雖然相信這個道理，並不能真肯實信，所以便又說：「信不足焉」！此外，大多數人，就根本不相信形而上者有一個自然之道的存在，同時也不相信現象界中的自然因果定律。所以說：「有不信焉」！真是無可奈何！
總之，讀《老子》不要把它一句句地讀，你如果分開來一句句地讀，倒不如乾脆把它寫成書箋，當格言看好了。你要完全瞭解它的宗旨，以原書原文來理解它本身，就可融通無礙。當然，這是很難的，等於我們欣賞一首詩，有人會作詩，確有詩的天才，語出驚人。但是只有好句，卻不能構成一篇好詩，有好句無好詩，便非好文章。好的文章是全面的，絕不能拿一句來代表全體。我們讀古書同樣容易犯此毛病，往往斷章取義，抓住一句好句子，忘記了全篇的大義所在，所以不能透徹瞭解，不能融會貫通，那就太可惜了！這樣說，也許便是「希言」，或者可以說，那才是「自然」的呢！欲知後文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希言自然。故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故從事於道者，道者同於道，德者同於德，失者同於失。同於道者，道亦樂得之。同於德者，德亦樂得之。同於失者，失亦樂得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焉。
這自然不是那自然
什麼叫「希言」呢？我們都曉得在長江一帶，很久未見面的朋友，偶然來訪，每稱「稀客」，意思是說少見的尊客。「希言」，亦即平常較少用的名言。再世。層來講，便是「無言之言，不說之說」的意思。例如佛典所說的「不可說」之說，最高的道理，最高的境界，不是文字語言所能表達的。同樣地，形而上最高的道理，也沒有極其妥當的文字來表達的，這就是「希言」的內涵。
什麼叫「自然」呢？這裡所說的自然，不是自然科學的自然。「希言自然」，並不是很少說到自然科學的理論。「自然」一詞，在這裡不可作為物質世界和自然，而是哲學的名辭，勉強解釋，也可說是「原來如是」的表詮，猶如佛家的「法爾如是」一詞相同。「法爾如是」，也便是表示本來原是這樣的意思。
「故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飄風，即颶風，又叫颱風，颱風在夜裡比較大，所以在夜裡來的颱風最可怕。但颱風過境不會超過二十四小時以上的，最大的風速中心不過幾個小時就過去了，不會整天吹的。無論如何強大的颱風，到了中午，都會減弱緩慢一點。故說任何飄風，都不會終朝不變的，就是說正午十二點左右就會變弱了。驟雨，是夏熱季節的大雷雨，大概一兩個小時就過去了。最多三小時，超過三小時就不得了，就可能漲大水。所以夏天的大雷雨，只是一陣，不會下一整天的。而且雷雨一來，一定是連續三陣--今天、明天、後天--大多是三天連著的，但每天雷雨的時辰，都會漸漸向後延，慢慢減小。「孰為此者」？這是什麼道理，誰在主宰其事呢！這是天地間自然的法則。老子沒有講神或天帝在作主，也沒有講菩薩在使神通，只是講「天地」自然規律，如此而已。等於說，冥冥中自有一個能力，但它的功能，不像其它宗教所說的，把它變成人格化，或者是神格化。也不把它變成民俗觀念中的一個如來佛祖，或是雷公、風神、雨師等菩薩。只是自然而然，有那麼一個能力的存在，它就是「道」。
但需再重複一遍，老子所講這個「自然」不是佛家所說的那個「自然」。前面已經說過，道家這個「自然」，與佛家的「法爾」相同--法爾如是。因為印度有一學派，稱謂自然學派，佛學名之為「自然外道」。印度的自然外道，絕不可相同於中國老子所講的自然外道相提並論。當年玄類法師，固然把梵文的佛經翻成中文，同時也把中國的《老子》翻成了梵文傳譯到印度去。因此唐朝以後的許多佛學與密宗的道理，摻雜有中國道家的成分。不過當時玄類法師翻譯過去的《老子》，可惜在印度已經湮沒不彰，再也找不到了。所以，中國道家老子的自然，不和佛說印度外道學派的那個自然相同，這一點需要特別瞭解清楚。但在正統的佛經裡面，「自然」這個名詞，從來未曾用過，因此一般就誤認為老子所說的自然，與印度的一派哲學相同，那麼，老子也牽連而打入「自然外道」。
非人力所及的因果變滅律
老子說：「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況人乎？」在中國的固有文化中，無論道家或儒家以及後來的佛家，早就知道，宇宙之所以成為宇宙，以及這個地球世界，有始有終，終會歸於混滅。有開天闢地的時候，也有天翻地覆，終歸結束的時候。佛家所說的「成、住、壞、空」，「諸法無常」。老子也說：「天地尚不能久」。白居易詩：「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絕期」。因此，有人說：「天若有情天亦老」。天地也不能永遠無盡而長生不老的！不管是經過多少年代，即使是幾百千萬億年，終歸要有結束的一瞬。「天地尚不能久，而況人乎？」那麼，人生更不能希求長久的永存了。
我曾經做過研究，不過還沒有時間坐下來完成，但統計資料已搜集好幾年了。我發現這個雞蛋一樣橢圓型的地球世界，以世紀為標準，東方的中國，誕生了哲學家的老子、孔子。印度也誕生了釋迦牟尼，西洋也誕生了蘇格拉底，事實上，都是同在一個世紀之中。太陽輪轉到的地區，某一個世紀出了些什麼人物，都有同樣的類型。某一個世紀結束了，而這一個世紀某些關鍵性事情也都結束了。例如在某一世紀中，東方出來一個了不起的人物，在同一時代的相近差距中，地球的另一半，也會有同樣的了不起的人物出現。曾費了很多年時間，把這些資料搜集、整理、統計、分析。但是，這個研究，還需要找出它的根本理由來。那麼，這個地球和人類時空的命運，當然就可以推算出來。不過最好不要徹底研究清楚，所謂「察見淵魚者不祥」，人，何必需要前知呢？萬事還是不要前知，人生才富於追求的意味。
可是，由於老子這幾句話的道理，說明了他早已瞭解這個宇宙是有生有滅的。因此，人生的規律，逃不過的一個法則，必然也是有生有滅的。只是人類卻有一個愚不可及的呆勁，總希望什麼事情，都要永久地把握在自己的手裡，事實上，是絕對把握不住的。「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這是原則。這個原則的歸結，便是那所希言的自然之道了。「希言」，也等於佛曰「不可說」。道固不可說，因此而「希言」其故。可是自然的法則，它卻有必然性的因果規律可循，佛學重視因果定律，其實老、莊、孔、孟諸家，也都是講究說明「因果必然」的道理，只是表達的說法不同而已。
因此，老子又告訴我們：「故從事於道者，道者同於道，德者同於德，失者同於失。同於道者，道亦樂得之。同於德者，德亦樂得之。同於失者，失亦樂得之。」這幾句話，從文字上看，自說自話，好像在玩嘴皮，並不重要。其實，他是說人事物理的同類相從的道理。比如一個從事於修道的人，「道者同於道」，修道的人，自然會與修道的人結合在一起，這是很簡單的原則。一個喜歡講道的人，自然喜歡與講道的人結合在一起，來做朋友，志同道合，切磋學問。一個喜歡吹牛的人，結交的朋友，一定也會吹牛，否則兩個人就吹不起來了。今天，有一位朋友告訴我一個形容詞的新意義，就是現在社會上頗為流行的一句話，所謂「手忙腳亂」。手忙者，打麻將也。腳亂者，跳舞也。喜歡打牌跳舞的人，總會合在一起。這也就是「道者同於道」的反證。換句話來說明「道者同於道，德者同於德」的內涵，也可以說一個人真為道德而努力修養自己，那麼，你就會天天發現自己在道德上的進境了。
德，就是用，秦漢以上的思想、學術，道與德兩個字，往往是各自分開的。道、德兩個字合起來做一個名詞用，是秦漢以後的事。道，是形而上的「道」，它與形而下的「德」字對稱。德，是代表用，德者，得也。所以我們可以解釋，德是良好行為的成果。我們懂得了這個字義，在文句上就容易瞭解了。「失者同於失」，你要是走倒霉路線的人，自然碰到的都是倒霉鬼擠在一起。你要向失敗方向走，失敗的因素都會來湊合你。這就同西方的諺語所說：上帝要毀滅一個人，先要使他發瘋。發瘋與毀滅當然差不多了。所以，一個人倒霉了，他所交往的人和事，也都不對了，都是隨倒霉而來的。況且你還偏要和那個倒霉的方向去湊合。
「同於道者，道亦樂得之」，也就是如孔子所說的話「德不孤，必有鄰」，恰好相同。真正為道德而努力，不要怕寂寞、怕淒涼，縱然不得之於一時，也得之於萬古，這一點先要認識清楚。有許多年輕人說：「我一輩子要做學問，修持道德。」我說：不容易啊！那你必須先要準備寂寞一輩子才行。要甘願寂寞一輩子還不夠，還要更進一步，懂得如何來享受寂寞。例如學道成佛，那都是千秋事業，不是一時僥倖的成功，乃至也不求千秋之得失，證無所證，得無所得，那就差不多了。
所以，談學問、道德，不要表面上做功夫，好像什麼都不要，只要學問，只要道德，不在乎其他。功夫做到胃出血的時候，看你在乎不在乎？那真在乎啦！但是，真要為道德的人，真要有這個精神，寂寞、窮苦、疾病所不能移其節操，才能說到出世入世，志在利他之心。沒有這個觀念，平日吹牛沒有用的。所以說：「同於道者，道亦樂得之。同於德者，德亦樂得之。同於失者，失亦樂得之。」這些話，都是正反兩面，各盡其詞，要自己去細心體會，不要輕忽視之。
本章由「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開始，把自然現象的因果律，用比喻來反覆說明，告訴我們一切都在無常變化中，須要認識人間世事的現象，以及人與事，沒有一分一秒不在變。它是隨時隨地都在變，既不是你的力量可以把握住它，而且也無須要去把握它。只有一個超越現實，是我們生命所本有的，就是那個自然本有的東西。那一功能，能變、所變、受變的，卻是天人合一，變而不變的那個東西。但那個東西又怎麼可以體會它呢？只有從「道者同於道，德者同於德，失者同於失」去體認它，才能自然證得。但是有的人雖然相信這個道理，並不能真肯實信，所以便又說：「信不足焉」！此外，大多數人，就根本不相信形而上者有一個自然之道的存在，同時也不相信現象界中的自然因果定律。所以說：「有不信焉」！真是無可奈何！
總之，讀《老子》不要把它一句句地讀，你如果分開來一句句地讀，倒不如乾脆把它寫成書箋，當格言看好了。你要完全瞭解它的宗旨，以原書原文來理解它本身，就可融通無礙。當然，這是很難的，等於我們欣賞一首詩，有人會作詩，確有詩的天才，語出驚人。但是只有好句，卻不能構成一篇好詩，有好句無好詩，便非好文章。好的文章是全面的，絕不能拿一句來代表全體。我們讀古書同樣容易犯此毛病，往往斷章取義，抓住一句好句子，忘記了全篇的大義所在，所以不能透徹瞭解，不能融會貫通，那就太可惜了！這樣說，也許便是「希言」，或者可以說，那才是「自然」的呢！欲知後文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老子他說22-南懷瑾 講述
第二十二章
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敝則新，少則得，多則惑，是以聖人抱一為天下式。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
曲直分明轉一圈
講到這裡，《老子》一書的文章編排又不同了，由講「道體」而一轉到由體起「用」的因應。大家須知，道家的思想在可以出世亦能入世之間，有「體」有「用」。只主道體，光修道，而鄙棄用，那是不對的。只出世而不能入世，固然不對。只講用，而不講體，亦落在另外一邊，亦是錯誤。
老莊與孔孟之道，都從《易經》的同一淵源而來，老子每舉事例，即正反兩面都說到，這就是「一陰一陽之謂道」的作用。所以我們說，老祖宗留下來的《易經》，是哲學中的哲學，經典中的經典。它認為一體都含兩面，兩兩分化，便成多面。有人說，《易經》真是了不起啊！與黑格爾的辯證法一樣啊！這種論調真是笑話！我經常有一個比喻：你看到一個祖父與孫子走在一道，你硬要說，你這個祖父了不起，你長得與你孫子一樣啊！講《易經》與黑格爾的辯證法一樣，等於說，你的祖父了不起，居然和孫子一模一樣。哪有這個道理。黑格爾的辯證法，只是正、反、合三段論法，而《易經》不只是三段論法，《易經》的辯證是八段乃至十段觀象。因為，大家沒有學過「卦」的道理，每一個卦的錯綜複雜，真是八面玲瓏，都有八面的看法，最深點來講，且有十面的看法。假若任何理論只是正、反、合，肯定、否定，矛盾統一，那麼，也可說永遠只有否定，也可以說永遠都是肯定羅！此其所以一變再變，而形成「誤盡蒼生是此言」了！由這個道理，我們一再說明老莊的思想與孔孟的學說，都是由《易》理而來，以便明白中國文化源遠流長的所自來。
例如：「曲則全」這一原則，也不是老子所獨創的，《易經》中早就有了。尤其在孔子《系辭傳》中述說《易》理，對這個原則說得更徹底，孔子在《系辭傳》上也說「曲成萬物而不遺」。因為我們老祖宗早就曉得這個宇宙都是曲線的，是圓周形的，圓周便非直線所構成。在這物理世界，沒有一樣事物是直線的，都是圓的，圓即是直的。所謂直，是我們把圓切斷拉開，硬叫它直，所以說宇宙萬物，都是曲線的，故曰「曲成萬物」。譬如我們人的生命--身體，道家形容它是一個小天地，人體與天地宇宙的變化法則是一樣的，氣象的變化，和太陽月亮互相變化的關連，完全一樣。例如道家有一本書，叫做《太上陰符經》。有人說它是老子的老子所著，老子的老子的媽媽那個老太太叫做「太上」，這當然是說笑話。《陰符經》上說：「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盡矣」！你要深切觀察到這個天地的自然法則，把握住天地運行的原理，那麼，修道的功夫方法，都可信手得來，完全清楚不過了。上古文化，就用那麼簡單的兩句話，包括說明人身便是一個小天地。
現在，為了瞭解「曲則全」這句話，把問題扯開了。
老子把我們老祖宗傳統文化的原則抓住，指出做人處世與自利利人之道--「曲則全」。為人處事，善於運用巧妙的曲線只此一轉，便事事大吉了。換言之，做人要講藝術，便要講究曲線的美。罵人當然是壞事。例如說：「你這個混蛋！」對方一定受不了，但你能一轉而運用藝術，你我都同此一罵，改改口氣說：「不可以亂搞，做錯了我們都變成豆腐渣的腦袋，都會被人罵成混蛋！」那麼他雖然不高興，但心裡還是接受了你的警告。若說：「你這個混蛋，非如此才對。」這就不懂「曲則全」的道理了，所以，善於言詞的人，講話只要有此一轉就圓滿了，既可達到目的，又能彼此無事。若直來直往，有時是行不通的。不過曲線當中，當然也須具有直道而行的原則，老是轉彎，便會滑倒而成為大滑頭了。所以，我們固有的民俗文學中，便有：「莫信直中，須防仁不仁」的格言。總之，曲直之間的「運用之妙，存乎一心」。
「枉則直」。枉是糾正，歪的東西把它矯正過來，就是枉。我們老祖宗早就知道宇宙間的物理法則，沒有一樣東西是直的，直是人為的、勉強的，因此，便形成「矯枉過正」的成語，矯正太過又變成彎曲了。一件東西太彎左了，稍加糾正一下即可。如果矯正太過，又彎到右邊去了，偏左、偏右，都有差錯。這中間的邏輯哲學，發揮起來就太多，如果把老子在這裡所說的每一句話拉開來講，就扯得很遠了。總之，「枉則直」，究竟是對或不對，還是問題？直，雖然是人為的、勉強的，但是它能合乎大眾的要求，也就不能不承認「枉則直」了！
本章由講「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敝則新，少則得，多則惑」，一氣呵成的幾句話，看來在文字的氣勢上，非常有力，容易懂。可是它所包涵的哲學道理，可以啟發我們靈智的地方，內涵卻非常的多，可以從各個方面，每個不同的角度來看，此所謂老莊哲學的本身，自有一個原則。比如孔孟之道，講仁義的觀念，多方運用起來，也能啟發思想與靈智，亦同樣是有多角性的。上次我們提過，宇宙的法則是圓的，走曲線的，絕對沒有直的，人世間有直的路，是人為把它加工切斷拉直的。因此美學與藝術，大多注重自然的，曲線的美。現在為了說明在人事應用上曲線的藝術，由記憶所及，臨時找出一些資料，作一說明。但是，這點資料並不足以用來完全解釋老子「曲則全」的原意，也只是在做人處世上，大概是有用的。雖不足為常經常法，但可以做為變通的參考。所以只是舉出歷史的事實，來說明這個原則，對大家或許有所幫助，但也很容易產生流弊，苟非其人，即易著魔。希望要切實記住，要基於最高的道德，偶一為之，不可用作為人處世的手段。此外，還可用很多的資料來說明，那有待於各人自己的啟發。例如前面已經說過罵人的藝術，「曲則全」的原則，轉一個彎，大家心平氣和，彼此相安無事。莫名其妙地罵人，那是屬於粗暴的行為，反而會憤事。
堯的兒子，漢武帝的奶媽
歷史上「曲則全」的例子很多，比如堯舜傳位。堯的兒子叫丹朱（他雖是皇帝的兒子，那時候還沒有太子的名稱），所謂丹朱不肖，大不如他的父親，其實也沒有大壞處，只是頑皮。堯用盡了種種辦法教導他，始終不太成材。一個世家公子，有錢、有地位、有勢力，在教育立場上看，有他先天性的優越，同時也有先天性的難以受教的缺失。據說，堯為這個兒子，發明了圍棋（我們現在玩的圍棋，便是堯所發明的），以此來教他的兒子，訓練他的心性能夠縝密寧靜下來，但是，丹朱在下棋方面，也沒有達到國手的境界，到底還是無效。因此，堯把帝位傳給了舜，歷史上稱謂「公天下」。在後來歷史學家，認為帝堯真是高明，因此而有政治上最高尚的道德，同時也是保全自己後代子孫的最高辦法。如果當時由丹朱即位做了皇帝的話，也許可能是作威作福，反而變成非常壞、非常殘暴，那麼堯的後代子孫，也可能會「死無瞧類」了。他把天下傳給了舜，反而保全了他的後代，這便是「曲則全」最高運用的道理。
現在，再舉三則歷史實例：
漢武帝乳母，嘗於外犯事。帝欲申憲，乳母求東方朔。朔曰：此非唇舌所爭，而必望濟者，將去時，但當屢顧帝，慎勿言此，或可萬一冀耳。乳母既至，朔亦侍側，固謂曰：汝癡耳！帝今已長，豈復賴汝哺活耶！帝淒然，即敕免罪。
《史記》載救乳母者，為郭舍人，現在據劉向《說苑》等記，說是東方朔。余姑且認為是東方朔，較有趣味。
在歷史的記載上的漢武帝，有人說他是「窮兵黷武」，與秦始皇並稱，同時也是歷史上的明主。漢武帝有個奶媽，他自小是由她帶大的。歷史上皇帝的奶媽經常出毛病，問題大得很，因為皇帝是她的乾兒子，這奶媽的無形權勢，當然很高，因此，「嘗於外犯事」，常常在外面做些犯法的事情。「帝欲申憲」，漢武帝也知道了，準備把她依法嚴辦。皇帝真發脾氣了，就是奶媽也無可奈何，只好求救於東方朔，東方朔在漢武帝前面，是有名的可以調皮耍賴的人。漢武帝與秦始皇不同，至少有兩個人他很喜歡，一個是東方朔，經常與他幽默--滑稽、說笑話，把漢武帝弄得啼笑皆非。但是漢武帝很喜歡他，因為他說的做的都很有道理。另一個是汲黯，他人品道德好，經常在漢武帝面前頂撞他，他講直話，使漢武帝下不了台。由此看來，這位皇帝獨對這兩個人能夠容納重用，雖然官做得並不很大，但非常親近，對他自已經常有中和的作用。所以，東方朔在漢武帝面前，有這麼大關係。奶媽想了半天，不能不求人家。皇帝要依法辦理，實在不能通融，只好來求他想辦法。他聽了奶媽的話後，說道，此非唇舌所爭--奶媽：注意啊！這件事情，只憑嘴巴來講，是沒有用的。因此，他教導奶媽說：「而必望濟者，將去時，但當屢顧帝，慎勿言此，或可萬一冀耳！」你要我真幫忙你，又有希望幫得上忙的話，等皇帝下命令要辦你的時候，一定叫把你拉下去，你被牽走的時候，什麼都不要說，皇帝要你滾只好滾了，但你走兩步，便回頭看看皇帝，走兩步，又回頭看看皇帝。千萬不可要求說：「皇帝！我是你的奶媽，請原諒我吧！」否則，你的頭將會落地。你什麼都不要講，喂皇帝吃奶的事更不要提。「或可萬一冀耳」！或者還有萬分之一的希望，可以保全你。
東方朔對奶媽這樣吩咐好了，等到漢武帝叫奶媽來問：「你在外面做了這許多壞事，太可惡了！」叫左右拉下去法辦。奶媽聽了，就照著東方朔的吩咐，走一兩步，就回頭看看皇帝，鼻涕眼淚直流。東方朔站在旁邊說：你這個老太婆神經嘛！皇帝已經長大了，還要靠你餵奶吃嗎？你就快滾吧！東方朔這麼一講，漢武帝聽了很難過，心想自己自小在她的手中長，現在要把她綁去砍頭，或者坐牢，心裡也著實難過，又聽到東方朔這樣一罵，便說算了，免了你這一次的罪吧！以後可不要再犯錯了。「帝淒然，即敕免罪」。暫且交付看管起來，也就好了。
像這一類的事，看起來，是歷史上的一件小事，但由小可以概大。此所以東方朔的滑稽，不是亂來的。他是以滑稽的方式，運用了「曲則全」的藝術，救了漢武帝奶媽的命，也免了漢武帝后來的內疚於心。
假如東方朔跑去跟漢武帝說：「皇帝！她好或不好，總是你的奶媽，免了她的罪吧！」那皇帝就更會火大了。也許說：「奶媽又怎麼樣，奶媽就有三個頭嗎？」「而且關你什麼事，你為什麼為她說情？」「可能她的犯罪，都是你的壞主意吧！」同時把你的講話傢伙也一齊砍下來，那就吃不消了。他這樣一來，一方面替皇帝發了脾氣，你老太婆神經病，十三點！如此一罵，皇帝難過了，也不需要再替她求情，皇帝自己後悔了，也不能怪東方朔，因為東方朔並沒有請皇帝放她，是皇帝自己放了她，恩惠還是出在皇帝身上，這就是「曲則全」。
劉備的淫具，齊景公的劊子手
（先主）劉備在蜀，時天旱，禁私釀，吏於人家，索得釀具，欲論罰。簡雍與先主游，見男女行道，謂先主曰：彼欲行淫，何以不縛？先主曰：何以知之？對曰：彼有其具。先主大笑而止。
三國時代，劉備在四川當皇帝，碰當天旱--夏天長久不下雨，為了求雨，乃下令不准私人家裡釀酒，就如現在政府命令，不准屠宰相類同。因為釀酒，也會浪費米糧和水，就下令不准釀酒。命令下達，執行命令的官吏，在執法上就發生了偏差，有的在老百姓家中搜出做酒的器具來，也要處罰。老百姓雖然沒有釀酒，而且只搜出以前用過的一些做酒工具，怎麼可算是犯法呢？但是執行的壞官吏，一得機會，便「乘時而駕」，花樣百出，不但可以邀功求賞，而且可以藉故向老百姓勒索、敲詐，報上去說，某人家中，搜到釀酒的工具，必須要加處罰，輕則罰金，重則坐牢。雖然劉備的命令，並沒有說搜到釀酒的工具要處罰，可是天高皇帝遠，老百姓有苦無處訴，弄得民怨處處，可能會醞釀出亂子來。簡雍是劉備的妻舅，有一天，簡雍與劉備兩郎舅一起出遊，順便視察，兩人同坐在一輛車子上，正向前走，簡雍一眼看到前面有一個男人與一個女人在一起走路，機會來了，他就對劉備說：「這兩個人，準備姦淫，應該把他倆捉起來，按姦淫罪法辦。」劉備說：「你怎麼知道他們兩人欲行姦淫？又沒有證據，怎可亂辦呢？」簡雍說：「他們兩人身上，都有姦淫的工具啊！」劉備聽了哈哈大笑說：「我懂了，快把那些有釀酒器具的人放了吧。」這又是「曲則全」的一幕鬧劇。
當一個人發怒的時候，所謂「怒不可遏，惡不可長」。尤其是古代帝王專制政體的時代，皇上一發了脾氣，要想把他的脾氣堵住，那就糟了，他的脾氣反而發得更大，不能堵的，只能順其勢--「曲則全」--轉個彎，把他化掉就好了。這是說身為大臣，做人家的幹部，尤其是做高級幹部，必須要善於運用的道理。歷史上這些故事多得很，我們再看第三個：
齊有得罪於景公者，公大怒。縛至殿下，召左右肢解之，敢諫者誅，晏子左手持頭，右手磨刀，仰而問曰：古者明王聖主肢解人，不知從何處始。公離席曰：縱之，罪在寡人。
周朝，春秋時代的齊景公，在齊桓公之後，也是歷史上的一位明主。他擁有歷史上第一流政治家晏子--晏嬰當宰相。當時有一個人得罪了齊景公，齊景公乃大發脾氣，抓來綁在殿下，要把這人一節節地砍掉。古代的「肢解」，是手腳四肢、頭腦胭體，一節節地分開，非常殘酷。同時齊景公還下命令，誰都不可以諫阻這件事，如果有人要諫阻，便要同樣地肢解。皇帝所講的話，就是法律。晏子聽了以後，把袖子一卷，裝得很凶的樣子，拿起刀來，把那人的頭髮揪住，一邊在鞋底下磨刀，做出一副要親自動手殺掉此人，為皇帝洩怒的樣子。然後慢慢地仰起頭來，向坐在上面發脾氣的景公問道：「報告皇上，我看了半天，很難下手，好像歷史上記載堯、舜、禹、湯、文王等這些明王聖主，要肢解殺人時，沒有說明應該先砍哪一部分才對？請問皇上，對此人應該先從哪裡砍起？才能做到像堯舜一樣地殺得好？」齊景公聽了晏子的話，立刻警覺，自己如果要做一個明王聖主，又怎麼可以用此殘酷的方法殺人呢！所以對晏子說：「好了！放掉他，我錯了！」這又是「曲則全」的另一章。
晏子當時為什麼不跪下來求情說：「皇上！這個人做的事對君國大計沒有關係，只是犯了一點小罪，使你萬歲爺生氣，這不是公罪，私罪只打二百下屁股就好了，何必殺他呢！」如果晏子是這樣地為他求情，那就糟了，可能火上加油，此人非死不可。他為什麼搶先拿刀，要親自充當劊子手的樣子？因為怕景公左右有些莫名其妙的人，聽到主上要殺人，拿起刀來就砍，這個人就沒命了。他身為大臣，搶先一步，把刀拿著，頭髮揪著，表演了半天，然後回頭問老闆，從前那些聖明皇帝要殺人，先向哪一個部位下手？我不知道，請主上指教是否是一刀刀地砍？意思就是說，你怎麼會是這樣的君主，會下這樣的命令呢？但他當時不能那麼直諫，直話直說，反使景公下不了台階，弄得更糟。所以他便用上「曲則全」的諫勸藝術了！
大概把這些歷史故事瞭解以後，可作人生做人處事的參考。世間有很多事情都是如此，即使家庭骨肉之間朋友之道，也是一樣。人非修學不可，讀了書要學以致用，但有時候書雖讀得多，碰到事情的現場，脾氣一來，把所讀的書都丟掉了，那就沒有辦法的事。
枉則直的教育法
其次，我們再用歷史故事說明「枉則直」的道理。漢文帝是研究老子的好學生，所以，我們講老莊的思想學術，引用他的故事亦蠻多的，現在又要借用他的一則歷史故事：
漢文帝初即位，立太子母竇氏為皇后。後兄長君。弟廣國，字少君。初為人略賣，傳十餘家。聞皇后立，乃上書自陳。厚賜田宅，家於長安。周勃、灌嬰等曰：吾屬不死，命且懸此兩人。兩人所出微，不可不為擇師傅賓客，恐又復效呂氏也。乃選士有節行者為居。兩人由此為退讓君子，不敢以尊貴驕人。
過去宗法社會，重視長子，大兒子可以繼承皇帝位子，這是古代傳統的習俗。漢文帝的大兒子的媽媽姓竇，兒子當了太子，母親便順理成章當上皇后（過去皇帝的妻子很多，看哪一個生兒子生得快，做太子的希望就大）。可是，竇家這位皇后，家庭履歷並不太高明，她是貧賤出身。皇后的哥哥名字叫做「長君」，有個弟弟名叫「廣國」，又名「少君」。竇家這個小兄弟更慘，年輕的時候，被騙子騙走，把他賣掉，這家買來，賣給那家，輾轉賣了十多次。到了二十幾歲時，聽到姊姊當了皇后，他便寫信給皇后，說明彼此之間同胞姊弟的關係。竇皇后接到信以後，既驚喜，又懷疑，寫信的人究竟是不是被人騙走賣掉的兄弟呢？可是他再向皇后說明小時候同胞手足間，如何共同生活，姊弟如何相親相愛，列舉事實證明，皇后才相信這真是他的兄弟了，因為報告中所說的事，只有他們姊弟之間才曉得。從此歸宗認親，一步登天，「厚賜田宅」，賞賜田宅很多；「家於長安」，住到國都所在地來，以便姊弟間可以時常相聚，享受天倫之樂。
可是我們曉得漢朝的歷史，一起手，便有外戚之禍。漢文帝之所以能當上皇帝，就是因為漢朝劉家的老太太呂後造反出了問題，才有機會輪到他當皇帝。漢高祖死後，呂後當權，想要把劉家--漢高祖後代都弄光，給自己娘家呂氏後代當皇帝。這件政變的大禍事，全靠跟劉邦同時起義的老幹部周勃與陳平他們設計平息了。周勃與灌嬰，都是追隨漢高祖劉邦一同起來打天下的、立有汗馬功勞的將領。他兩人看到竇皇后姊弟之間這個情形，便聯想到剛剛過去呂後與呂家的故事，就商量說，我們這些人，與漢高祖一起出來打天下，出生入死，總算留下一條老命，現在業已過了退休高齡，將來要想保全身家性命不死，可是照現在情形看來，我們的命運，還須掌握在竇家姊弟的手裡，而且這兩姊弟出身貧賤，知識、道德、修養都很低。像這種人，一旦進入政治舞台，手上有了權勢，如果殘暴起來，比知識分子出身的人，還要殘暴得多。周勃與灌嬰，在幾千年前，雖然出身行伍，但憑人生經驗，就早已看出沒有受過良好教育、沒有正確中心思想和深厚學術修養的人，一旦出來當政，後果是不堪設想的。有此遠見，的確高人一等，無怪能做開國功臣之一。商量結果，唯一辦法，只有首先教育他們讀書明理，「不可不為擇師傅賓客」。唯一的補救辦法，為了他們好，為了竇家好，為了我們全體高級老幹部，將來不再受冤枉的迫害，只有教育他。因此審慎選擇一批好的老師，和一班好的青年子弟和他做朋友，來輔導他步入正途。周勃他們認為，如果不這樣做的話，不從教育著手，「恐又復效呂氏也」，這兩個人將來當權了，恐怕要學呂家的模子，那就太危險了。「乃選士有節行者為居」，於是選拔有學問、有道德、有節行的人（有學問的人，不一定品行好，因此必須要加一項有節行）與他做朋友，並教他讀書。竇家兄弟兩人，受了良好教育造就，從此便變成謙虛退讓的君子，與世無爭，這有多好啊！皇親國戚之間，還有誰敢欺負他，他也不欺負人。身為皇親國戚的人，只有如此，不以尊貴驕人，自然更為高貴了！這兩兄弟後來學問成就，不像其他皇帝的親屬，他們是非常講學問、講道德，絕對不以自己的尊貴，去欺負人家，傲視人家，不要法律的約束，都能自尊自重。他自己有了這樣的學問、這樣的修養，因此而終前漢世代，竇氏世澤綿長，成為世家大族。這就是「枉則直」的道理。
實際上，周勃、灌嬰對竇皇后姊弟之間這樣處理，也很不公平，可以說是別有私心的。他們是為了自己將來不受冤枉的迫害，怕自己會被陷害，所以也非聖人之道。聖人之道，是不考慮自己的利益，應為大眾著想。倘認為像竇少君兄弟這樣的人，到了第一等高位，便應該加以教育而造就他為國家所用的人才，並非只顧私人的利害，那就是仁人的用心了。孔孟之道，固然應當如此，老莊之道，也不例外。歷史上記載得很明顯，他們兩個人的動機，不是為別人著想，也不是為國家天下著想，而只為自己的身家性命著想，而有此一動機的，所以只能說是一種權術手段。但是這個手段，已經夠高明，夠美好，事實上也合乎老子《道德經》「枉則直」的原則了！
下面晏子這一個「枉則直」的故事，是道德的「枉則直」的道理：
晏子（嬰）謂曾子曰：今夫車輪，山之直木也。良匠揉之，其圄中規，雖有槁暴，不復贏矣。故君子慎隱揉。和氏之壁，井裡之困也。良工修之，則為存國之寶也，故君子慎所修。
晏子是曾子的前輩，字平仲，他是孔子相交最好的朋友，孔子也很佩服他這個人（大概曾子那時年紀很少，該叫他世叔吧）。有一次，晏子對曾子說：「今夫車輪，山之直木也。」古代的車輪，是用木頭做的，不像現代是橡皮的。車輪是圓的，可是山上的木頭是直的，沒有彎曲的，「良匠揉之，其國中規」。好的木工，把直的木頭拿來加工，變成彎的圈圈，一經雕鑿過，這個圓圓剛好中規中矩，剛剛是一個圓圈，沒有一點偏差。
「雖有槁暴，不復贏矣！」木頭的本身，雖有枯槁的地方，或者是有暴節的凸出來，或者是木頭有一個地方凹下去，這兩種情形，都是木頭的缺點，可是經過木工的雕鑿，「不復贏矣！」這個木頭，如有缺點做成車輪，要載很重的東西，那怎麼行呢！但是經過一個木工的整理過，它沒得缺點了，便可發出堅強的作用來。
「故君子慎隱揉」。什麼叫「隱揉」呢？慢慢地、漸漸地。所以說，要學會做一個君子，便要謹慎小心，致力學問修養，一天一天慢慢地琢磨成器，如同木工做車輪於一樣，慢慢地雕鑿，平常看不出效果，等到東西做成功了，效果就出來了，到這時候，才看出成績。所謂「慎隱揉」。就是慢慢地、漸漸地、靜靜地，不急躁地去做。這就是告訴曾子，人生的學問道德修養，不是一下做得好的。
第二個觀念，「和氏之壁」。在中國歷史上，是一塊大的寶石--玉，就是商相如見秦昭王「完壁歸趙」的那塊玉。原是楚國的玉工卞和，觀察到荊山有一塊大石頭，斷定它裡面蘊藏有一方美玉。最初還沒有人相信，指他說謊話騙人，卞和因此還受了刑罰，兩腿被鋸斷了。後來事實證明，的確其中有玉，一躍而成為價值連城的寶玉。卞和好冤枉啊！但這塊寶玉，當它還沒有開鑿出來，只不過是一塊噗石而已。如同鄉巴佬，生活沒得辦法，到山上弄塊石頭--去找玉石--如果一下看準了，鑿開了裡面有玉，就會發財。這和窮人到沙灘上淘金是一樣的。可是，石頭固然找對了，但必須經過良工加以切磋、雕琢，制做成為上好的珍品，那麼，這塊石頭才能成為「存國之寶」，象徵保全一個故國的大寶了。它本來不過是山裡一塊沒有人要的石頭，連牛羊都可以在上面大便，等到挖出來後，經過人工雕鑿整理，就變成「存國之寶」。引用這個故事來比喻，「故君子慎所修」。一個普通的人，要想變成一個聖人，或者是要開創一番事業，處處需要學問、道德、知識、技能，但須看你自己平常所學、所修養、所注意的是什麼？這就是說明了「枉則直」的一則作用。
狐狸、豹皮的吸引力
再說「窪則盈」的故事：
晉文公時，翟人有獻封狐、文豹之皮者。文公喟然歎曰：封狐、文豹何罪哉？其皮之罪也，大夫架枝曰：地廣而不平，財聚而不散，獨非狐豹之罪乎？文公曰：善哉說之。架枝曰：地廣而不平，人將平之。財聚而不散，人將爭之。於是列地以分民，散財以賑貧。
「窪則盈」。水性下流，凡是低窪的地方，流水積聚必多，最容易盈滿。春秋時代，齊桓公、晉文公都是五霸之一。但春秋所謂的霸主，並非後來項羽自稱為「西楚霸王」的霸王。後世所謂的「霸王」，應該等於現在世界上的發達國家，在國際間有它了不起的武力和特殊的政治聲望威力。尤其晉文公是春秋時候第二個霸主，而且他更與齊桓公所遭遇家庭問題所發生的變故，類似而又不同。他因為後娘的爭權而發生變故，逃亡在外，歷盡艱危險阻，吃盡苦頭，餓過飯，幾乎把命都丟掉，流亡了十九年，獲得了豐富的人生經驗，最後復國，所以晉國在他手裡成為一個霸主。當他當了霸主的時候，翟這個地方（在今山東），有一個老百姓，來獻「封狐文豹之皮者」，向晉文公貢獻一件長得很大的-一起碼是有七八百年的道行、成了精靈的狐狸，結果也難免有此一劫，被人抓到殺了，得了一張大皮。在過去以狐皮製成的衣服叫狐裘，是第一等衣料，非常名貴，普通老百姓是穿不起的，沒有這種資格和本錢，因此得到這樣好的一張特等狐皮，自然要獻給君主。另外一張豹的皮，也是有特別花紋的皮包，都是上等皮貨。晉文公收到老百姓所獻上這樣的珍品，因為自己在外流亡多年，什麼苦頭都吃過，所以看了以後，不免引起感慨，大歎一聲說道：「封狐、文豹何罪哉，其皮之罪也。」狐狸長大了也不犯法，豹子毛長得漂亮，也不犯法，動物有什麼罪呢？可是這兩個傢伙，硬是被人打殺了，只是因為它的皮毛長得太過漂亮，所以才免不了禍害的降臨！
這時，曾經跟他流亡多年的一位功臣，名叫榮枝的大夫，聽了晉文公的感歎，就接著說：「地廣而不平，財聚而不散，獨非狐豹之罪乎？」這幾句話是很妙的雙關語，他說：「一個國家擁有廣大的土地（春秋時候，人口很少，沒有開發的地方很多），君主內府（宮廷）的財帛又那麼多，但是老百姓仍然沒有飯吃。那豈不是如這兩頭被殺害的狐狸、豹子一樣的可怕嗎？」榮枝這話說得很幽默，換句話說，他當時所講的話與後世禪宗祖師們的話頭一樣，都具有面面觀的價值，要有高度理解力，能聽別人吹牛的天才，才可聽得懂。像齊桓公、晉文公、漢高祖這些人，專門會聽別人吹大牛的，自然心裡有數。來枝的話也可以解釋為：我們國家的土地那麼廣大，而你私人皇宮的財產又那麼多，「福者禍之所倚」，說不定有一天也像這狐豹的皮件一樣，落到別人的手裡啊！這幾句話很難解釋，很難作明白的表達，直譯成白話，就沒有含蓄的美了，此之所以為古文，則自成為一套文學邏輯。古文為什麼不明講呢？如果用現在的白話文的體裁語氣，講完了以後，等於在洗澡堂裡看裸體，一覽無餘，一點味道也沒有。而且在說話的藝術上，變成太直，等於頂撞，絕對是不行的，不合乎「曲則全」的原則。同樣的語意，經過語言文字的修飾，便可以當作指責，也可以當作比喻。不要認為文章只是文章而已，古人講話未必真會那麼講。在我的經驗中，曉得前輩說話，真的那麼講，因為我小時候聽到前輩先生們講話，他們嘴裡講出來的話就是文質彬彬的。自己讀書沒有讀好，聽他們講話往往會聽錯了，不像現在一般講話，一點韻味也沒有。例如：好的！好的！偏要說成「善哉！善哉！」這又為了什麼？因為古人認為語意如不經修飾，就不足以表示有學問的修養。現在如果用這種語匯，說委婉的話，卻反遭人譏誚為「咬文嚼字」了。
晉文公是何等聰明的人，他因看到狐豹的皮而引出內心的感慨，再經過跟在他身邊的親信接上這麼一句「獨非狐豹之罪乎？」晉文公便說：「善哉說之！」意思是說：好！你的道理說得對，你就把你要說的道理直接講個徹底吧！不要含含糊糊，有所顧忌了！
來枝說：「地廣而不平，人將平之；財聚而不散，人將爭之。」你沒有平均地權，把沒有開發的地區分配給人民耕種，將來就會引起老百姓的反感，別人就會起來分配。你宮廷中財產那麼多，沒有替社會謀福利，將來就會有人將你皇宮的寶藏拿走了。晉文公說：你說的全對！因此馬上就實施政治改革，「於是列地以分民，散財以賑貧。」這就是「窪則盈」的道理。
我們再說一個「窪則盈」的故事：
晉文公問政於咎犯。咎犯對曰：分熟不如分腥，分腥不如分地，地割以分民而益其爵祿，是以上得地而民如富，上失地而民知貧，古之所謂致師而戰者，其斯之謂乎？
「咎犯」是一個人名，不要認為「咎」是過錯，「犯」是犯了罪，這樣解釋那就糟了（一笑）。咎犯和架枝，都是晉文公身邊的高級幹部，而且都是跟晉文公流亡在外十九年吃盡苦頭的人。有一天晉文公與他討論政治的道理，咎犯對曰：「分熟不如分腥，分腥不如分地，地割以分民而益其爵祿，是以上得地而民知富，上失地而民知貧。」咎犯答覆說：你要在經濟上、財政上，做平均的分配，合理的分配。比如我們分配一塊肉，煮熟了來分配，還不如分腥的好。拿一塊生的豬肉分給人家，五斤也好，十斤也好，分到豬肉的人，也許紅燒，也許清燉，比較方便，一定要煮熟切片再分送給人家，那麼，人家就固定非吃白切肉而不可了！這樣，就有點強迫別人的意志了！這是分熟的不如分腥的涵義，是用譬喻的邏輯。再說，分食物給人家，不如分地給人家自己去耕地好。也就是說，最好是把王室的私有財產--土地，平均地權，分配給老百姓以後，「而益其爵祿」，不但分配給他土地，使其生活安適，而且給他適當的職務，使他有事情可做。這樣一來，自己的財產雖然分配給了老百姓，在形態上好像是把財產分掉了，其實老百姓富有了，也就是王室國家的富有。「是以上得地而民知富，上失地而民知貧。」這兩句又是什麼內涵呢？因為萬一有敵人來侵犯，全國老百姓不要你下達命令，自然會起來作戰，如果我們共有的國土被敵人佔據了，那大家也完了。何謂「致師而戰者」？「致師」，是不等到下達命令，老百姓自動地都來動員，因為國家的災難，就是人民自己的災難，這是「致師而戰」的內涵，同時也說明了「窪則盈」的原理。
我們現在費了很多時間力氣，說明了這幾句話的道理，下面再講一則歷史故事，來說明「敝則新」。
趙簡子謂左右車席泰美，夫冠雖賤，頭必戴之。履雖貴，足必履之，今車席如此泰美，吾將何以履之。夫美下而輕上，妨義之本也。
趙簡子也是戰國時代的大政治家之一，「謂左右車席泰美」。他看到左右的人，如一般官吏或侍隨官等人，都把他的車子裡鋪的蓆子，做得太講究了，拿現在比喻，地毯太好了，所以，他很不高興，向左右的人說：為什麼把我車子裡面佈置得那麼漂亮，那麼名貴呢！帽子再壞，還是戴在頭上。鞋再名貴，還是穿在腳底下，踏在地面。現在你們把車子鋪上那麼好的地毯，那麼我要穿上什麼鞋子，才能踏這地毯上面，以便名貴中更加名貴呢！即使換了一雙更名貴的鞋子，我可無法再到我媽媽那裡找一雙漂亮的腳來穿這雙好的鞋子呢！那怎麼辦！「夫美下而輕上，妨義之本也」。這句話，就同參禪一樣是話頭，人只顧眼前，不顧將來，「美上而輕下」也是不合理的，這不是道德的根本。他吩咐把漂亮的地毯拿掉，保留原來的樸實，那才是永遠是常新的。
我們引用歷史的故事，來說明老子這幾句話的作用，使大家瞭解在行為上、做人處事的原則。一個人做人做事，無論大事小事，一定要把握住道家的精神--「曲全」、「枉直」、「窪盈」、「敝新」這幾個原則才好。這是人生的藝術，自己要把這一生的生活，個人的事業前途，處理得平安而有韻味，就應該把握這一些原則。而這四個原則，歸納起來，統屬於「曲則全」的延伸而已。
有了富貴，失去歡樂
接著，更加引申「曲全」之道的正面告誡，便說出「少則得，多則惑」的名言。當清末民初的時期，有一山西商人，生意做得很大，財產很多，可是這人一天到晚，必須自己打算盤，親自管理會計。雖然請有帳房先生，但總帳還是靠自己計算，每天打算盤打到深夜，睡又睡不著，年紀又大，當然很煩惱痛苦。挨著他的高牆外面，卻住了一戶很窮的人家，兩夫妻做豆腐維生，每天凌晨一早起來磨豆子、煮豆漿、做豆腐，一對活寶窮開心，有說有笑，快快活活。可是這位富商，還睡不著，還在算帳，攪得頭暈眼花。這位富商的太太說：「老爺！看來我們太沒意思！還不如隔壁賣豆腐這兩口子，他們儘管窮，卻活得很快樂。」這位富商聽了太太這樣講，便說：「那有什麼難，我明天就叫他們笑不出來。」於是他就開了抽屜拿了一錠十兩重的金元寶，從牆上丟了過去。那兩夫妻正在做豆腐，又唱歌，又說笑，聽到門前「撲通」一聲，掌燈來看，發現地上平白地放著一個金元寶，認為是天賜橫財，悄悄地撿了回來，既不敢歡笑，更不想歌唱了，心情為之大變。心裡想，天上掉下黃金，這怎麼辦！這是上天賜給我們的，不能洩露出去給人家知道，可是又沒有好地方儲藏--那時候當然沒有使用保險櫃--放在枕頭底下不好睡覺，放在米缸裡也不放心，直到天亮豆腐也沒有磨好，金元寶也沒有藏好。第二天，兩夫妻小組會議，這下發財了，不想再賣豆腐了，打算到哪裡買一幢房子，可是一下子發的財，又容易被人家誤以為是偷來的，如此商量了三天三夜，這也不好，那也不對，還是得不到最好的方法，夜裡睡覺也不安穩，當然再也聽不到他兩口子的歡笑聲和歌唱聲了！到了第三天，這位富商告訴他的太太說：「你看！他們不說笑、不唱歌了吧！辦法就是這麼簡單。」
窮人沒有見過很多的錢，也沒有經歷過財富的日子，以為財富很好，認為財富多了，就會快樂和幸福。過去的時代，住在海邊的窮人家就很可憐，一年到頭，只吃一點蕃薯干，摻了一些糙米做稀飯，除此之外，一點液得發臭的成魚，算是佐餐的副食。偶然吃到一點青菜、豆腐，那是一種大享受。曾經有一個窮人，發了一個大願，他說，如果我某人將來有錢的時候，天天要吃青菜豆腐，才夠意思，這就是他一生的最高慾望了！他可不知道，有錢的人吃青菜豆腐，並不算一回事，他以為青菜豆腐便是世上最好的菜餚。但是，誰又真能瞭解，知識愈多，煩惱愈大。財富越大，痛苦越深呢！所以佛經裡把煩惱叫做「煩惑」，愈有煩惱，思想就愈迷惑不清。
「是以聖人抱一為天下式」。老子說：自古以來，有道的人--聖人，必是「抱一為天下式」，確然而不可拔，固守一個原則以自處。但是，什麼叫「一」？「一」者，道也。下面會有解釋，這裡暫時保留。總之，他是說人生於世，做人做事，要有一個準則，例如現在很多青年同學，並不如此。問到他們的人生觀是什麼？他們都茫然不知所對。許多讀到大專畢業的同學，甚至拿到碩士、博士的人，談到他的人生觀，總是說還沒有確定。你作木匠就作木匠，做泥水工就做泥水工，當皇帝與作泥水工，只是職業上的不同，人格則仍然是一樣的。人要認定一個人生的目標，確定自己要做什麼。要做一個學者，就準備窮一輩子，如果又怕窮，又想當學者，幾乎是不可兼得，無法兩全的事。但是人生觀總是要有個確定的目標才對。所以「聖人抱一而為天下式」是為至要。
四不的領導學
接著一式以後，便講：「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道家的老莊，與佛家、儒家，三家教人的道理，幾乎都是一樣的。不過佛家、儒家是從正面上講，老莊道家是從反面上說的。反面說的意義深刻，不但深刻，而且更具有啟發性的作用。因為佛家與儒家是從正面上說的，往往變成了教條式的告誡，反而使人產生抗拒性的意識。至於老莊道家的說法，卻合乎「曲則全」的作用，比較使人容易接受。
「不自見故明」。人本來要隨時反省，使自己看見自己才好，為什麼在這裡卻說要「不自見故明」呢？這是說，要人不可固執自己主觀的成見，執著了自己的主觀成見，便同佛家所說的「所知障」，反為自障了！因為自有主觀成見，就無法吸收客觀的東西，因此而說「不自見故明」。尤其對一個領導的人來講，千萬不要輕易犯了這個錯誤，即如一個公司的老闆、董事長，一旦事業成就，便不可得意忘形，須有「不自見」，才能更加明白事理。有人說，老莊是帝王學，是偉大的領導術，也許重點就在這些至理名言中。當一個領導群眾的人，千萬不可有「自見」，需要多聽聽別人的意見，把所有的智慧，集中為你自己的智慧，你的智慧就更大了。那就合乎「不自見故明」的道理了。
「不自是故彰」。「自是」與「自見」差不多是同一個道理，但同中有異。「自是」是主動的認為我一定都對的，我的絕對沒有錯。譬如現在的人，喜歡引用拿破侖說的：「拿破侖的字典裡沒有難字」。乍聽很有氣魄似的，其實，拿破侖就太「自是」，所以變成拿破了輪，結果還是要失敗。只引用拿破侖的話，沒有看到拿破侖的一生，他不過是像項羽一樣的人物，並沒有真正成功的內涵。他的字典裡面沒有難字，那是「自是」，所以，成功果然很難，人不自是，才能開彰大業。
「不自伐故有功」。「自伐」，是自我表揚的代名辭。有了功勞的人愛表功，差不多是人們的常態。尤其許多青年同學們，很容易犯這個毛病，雖然只做了一點事情，就想人家表揚一下，要鼓勵鼓勵。常常以此來作為課題，考察青年同學，看他能穩得住多久時間。有些人穩幾天可以穩得住，多過幾天，心裡就穩不住了，我做的事這麼久了，好像老闆都不知道一樣，就要想辦法表現出來。真正有修養的人要不自伐，有功等於無功，儒家的人常以堯舜來做標榜，「功在天下」，「功在國家」，而他自己好像一點都沒有做一樣，而且更加謙虛，覺得自己沒有什麼貢獻似的，那才是不自伐的最高竿，當然不會埋沒了你真正功高望重的知名度的，因為天下明眼人畢竟很多。
「不自矜故長」。「自矜」，也就是現在所講的自尊心，說好聽點叫自尊心，說不好聽就叫做傲慢，自尊心與傲慢，幾乎是同一心態，但用處不同，效果也不一樣。比如，走在街上，看到別人的鈔票掉了，很想把他撿起來，但又不敢去撿，為什麼？因為有自尊心。那你就乾脆撿起來等人來認領，或是送到警察派出所招領，這也沒有什麼不對，所以自尊與傲慢，看是用在什麼地方，用不對了，就是傲慢，用得好就是自尊。傲慢的人不能成功，所以要不自矜才能成長。「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這四不的名句，是告訴我們，為人立身處世必然要記住的道理，豈止要把它作為「座右銘」，應當要把它作為「額頭銘」，要貼在額頭上，記在腦子裡，則終身受用不盡。
「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講到這裡，全篇還是一句老話--「曲則全」。
剛才是分開作解說，現在老子他說：因為人能夠真做到無爭才行。要怎樣才能做到無爭呢？好處都屬於別人的。例如佛家所說，就要菩薩發心，慈悲愛人，愛一切世人，一切犧牲都是為別人，自己不想得到任何一點報酬。因此，「天下莫能與之爭」。縱然要爭，也沒有用，我既什麼都不要，本來便是空，與「空」爭個什麼！人之所以有禍害、有痛苦、有煩惱，就是因為想抓住點什麼，既然一切都不要、都捨出去了，那自然無爭，自然爭不起來。綜合上面這些道理，也都是為了「曲則全」原則的發揮，看來都是反面文章，同現實一般的人生，都是相反。其實，相反地，正是為了正面可保全自己，成就自己的道德，完美自己的人格，所以，老子加重語氣說：「豈虛言哉」！這不是空話啊，不是空理論啊！
「誠全而歸之」。這句話可以作兩種解釋。一種是說：「曲則全」最重要，人生最偉大的作為，不必要求成功在我，無論在道德學問上的成功，或是事業上的成功。如果「功成、身退而不居」，一切付之全歸，這赤裸裸的坦誠，就是「曲則全」的大道，這才是人生的最高藝術。「誠」字，可以把它作動詞用，說明實在要走「曲則全」的道理，才能夠得上為天下之所歸，眾望之所屬。另外的一種解釋是：「誠」字下面加一標點，構成「誠，全而歸之」。這樣一來，便是說明如何做到「曲則全」的真正條件，那只有一個「誠」字才可。絕對不能把「曲則全」當做手段，要把它當做道德，要真正誠誠懇懇地去做。如果知道「曲則全」的名言，卻把它當成手段去做，那就「不誠無物」，完全不對了。所以，也可以讀成「誠，全而歸之」。這種解釋。也不是我的發明，看了很多古人的註解，果然早已有這一見解。所以，書讀多了，常常發現自己不能「自見」、「自是」，好像有很了不起的見解，以為前無古人，但過了幾年以後，忽然看到另一本書，就臉紅了，原來你的見解，古人早已說過，所以人不能「自是」。固然我並非偷襲古人的見地，但古人也絕不是偷去你的。
這是《老子》第二十二章，他在講「曲則全」之後，下面再給我們申述了很多。也由此可以發現《老子》這本書的編排，有很多章第一句話是最重要，下面即是這個綱要的申述，等於現在寫文章一樣，先標出一個綱要，綱要下面就說出很多重要的道理。
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敝則新，少則得，多則惑，是以聖人抱一為天下式。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
曲直分明轉一圈
講到這裡，《老子》一書的文章編排又不同了，由講「道體」而一轉到由體起「用」的因應。大家須知，道家的思想在可以出世亦能入世之間，有「體」有「用」。只主道體，光修道，而鄙棄用，那是不對的。只出世而不能入世，固然不對。只講用，而不講體，亦落在另外一邊，亦是錯誤。
老莊與孔孟之道，都從《易經》的同一淵源而來，老子每舉事例，即正反兩面都說到，這就是「一陰一陽之謂道」的作用。所以我們說，老祖宗留下來的《易經》，是哲學中的哲學，經典中的經典。它認為一體都含兩面，兩兩分化，便成多面。有人說，《易經》真是了不起啊！與黑格爾的辯證法一樣啊！這種論調真是笑話！我經常有一個比喻：你看到一個祖父與孫子走在一道，你硬要說，你這個祖父了不起，你長得與你孫子一樣啊！講《易經》與黑格爾的辯證法一樣，等於說，你的祖父了不起，居然和孫子一模一樣。哪有這個道理。黑格爾的辯證法，只是正、反、合三段論法，而《易經》不只是三段論法，《易經》的辯證是八段乃至十段觀象。因為，大家沒有學過「卦」的道理，每一個卦的錯綜複雜，真是八面玲瓏，都有八面的看法，最深點來講，且有十面的看法。假若任何理論只是正、反、合，肯定、否定，矛盾統一，那麼，也可說永遠只有否定，也可以說永遠都是肯定羅！此其所以一變再變，而形成「誤盡蒼生是此言」了！由這個道理，我們一再說明老莊的思想與孔孟的學說，都是由《易》理而來，以便明白中國文化源遠流長的所自來。
例如：「曲則全」這一原則，也不是老子所獨創的，《易經》中早就有了。尤其在孔子《系辭傳》中述說《易》理，對這個原則說得更徹底，孔子在《系辭傳》上也說「曲成萬物而不遺」。因為我們老祖宗早就曉得這個宇宙都是曲線的，是圓周形的，圓周便非直線所構成。在這物理世界，沒有一樣事物是直線的，都是圓的，圓即是直的。所謂直，是我們把圓切斷拉開，硬叫它直，所以說宇宙萬物，都是曲線的，故曰「曲成萬物」。譬如我們人的生命--身體，道家形容它是一個小天地，人體與天地宇宙的變化法則是一樣的，氣象的變化，和太陽月亮互相變化的關連，完全一樣。例如道家有一本書，叫做《太上陰符經》。有人說它是老子的老子所著，老子的老子的媽媽那個老太太叫做「太上」，這當然是說笑話。《陰符經》上說：「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盡矣」！你要深切觀察到這個天地的自然法則，把握住天地運行的原理，那麼，修道的功夫方法，都可信手得來，完全清楚不過了。上古文化，就用那麼簡單的兩句話，包括說明人身便是一個小天地。
現在，為了瞭解「曲則全」這句話，把問題扯開了。
老子把我們老祖宗傳統文化的原則抓住，指出做人處世與自利利人之道--「曲則全」。為人處事，善於運用巧妙的曲線只此一轉，便事事大吉了。換言之，做人要講藝術，便要講究曲線的美。罵人當然是壞事。例如說：「你這個混蛋！」對方一定受不了，但你能一轉而運用藝術，你我都同此一罵，改改口氣說：「不可以亂搞，做錯了我們都變成豆腐渣的腦袋，都會被人罵成混蛋！」那麼他雖然不高興，但心裡還是接受了你的警告。若說：「你這個混蛋，非如此才對。」這就不懂「曲則全」的道理了，所以，善於言詞的人，講話只要有此一轉就圓滿了，既可達到目的，又能彼此無事。若直來直往，有時是行不通的。不過曲線當中，當然也須具有直道而行的原則，老是轉彎，便會滑倒而成為大滑頭了。所以，我們固有的民俗文學中，便有：「莫信直中，須防仁不仁」的格言。總之，曲直之間的「運用之妙，存乎一心」。
「枉則直」。枉是糾正，歪的東西把它矯正過來，就是枉。我們老祖宗早就知道宇宙間的物理法則，沒有一樣東西是直的，直是人為的、勉強的，因此，便形成「矯枉過正」的成語，矯正太過又變成彎曲了。一件東西太彎左了，稍加糾正一下即可。如果矯正太過，又彎到右邊去了，偏左、偏右，都有差錯。這中間的邏輯哲學，發揮起來就太多，如果把老子在這裡所說的每一句話拉開來講，就扯得很遠了。總之，「枉則直」，究竟是對或不對，還是問題？直，雖然是人為的、勉強的，但是它能合乎大眾的要求，也就不能不承認「枉則直」了！
本章由講「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敝則新，少則得，多則惑」，一氣呵成的幾句話，看來在文字的氣勢上，非常有力，容易懂。可是它所包涵的哲學道理，可以啟發我們靈智的地方，內涵卻非常的多，可以從各個方面，每個不同的角度來看，此所謂老莊哲學的本身，自有一個原則。比如孔孟之道，講仁義的觀念，多方運用起來，也能啟發思想與靈智，亦同樣是有多角性的。上次我們提過，宇宙的法則是圓的，走曲線的，絕對沒有直的，人世間有直的路，是人為把它加工切斷拉直的。因此美學與藝術，大多注重自然的，曲線的美。現在為了說明在人事應用上曲線的藝術，由記憶所及，臨時找出一些資料，作一說明。但是，這點資料並不足以用來完全解釋老子「曲則全」的原意，也只是在做人處世上，大概是有用的。雖不足為常經常法，但可以做為變通的參考。所以只是舉出歷史的事實，來說明這個原則，對大家或許有所幫助，但也很容易產生流弊，苟非其人，即易著魔。希望要切實記住，要基於最高的道德，偶一為之，不可用作為人處世的手段。此外，還可用很多的資料來說明，那有待於各人自己的啟發。例如前面已經說過罵人的藝術，「曲則全」的原則，轉一個彎，大家心平氣和，彼此相安無事。莫名其妙地罵人，那是屬於粗暴的行為，反而會憤事。
堯的兒子，漢武帝的奶媽
歷史上「曲則全」的例子很多，比如堯舜傳位。堯的兒子叫丹朱（他雖是皇帝的兒子，那時候還沒有太子的名稱），所謂丹朱不肖，大不如他的父親，其實也沒有大壞處，只是頑皮。堯用盡了種種辦法教導他，始終不太成材。一個世家公子，有錢、有地位、有勢力，在教育立場上看，有他先天性的優越，同時也有先天性的難以受教的缺失。據說，堯為這個兒子，發明了圍棋（我們現在玩的圍棋，便是堯所發明的），以此來教他的兒子，訓練他的心性能夠縝密寧靜下來，但是，丹朱在下棋方面，也沒有達到國手的境界，到底還是無效。因此，堯把帝位傳給了舜，歷史上稱謂「公天下」。在後來歷史學家，認為帝堯真是高明，因此而有政治上最高尚的道德，同時也是保全自己後代子孫的最高辦法。如果當時由丹朱即位做了皇帝的話，也許可能是作威作福，反而變成非常壞、非常殘暴，那麼堯的後代子孫，也可能會「死無瞧類」了。他把天下傳給了舜，反而保全了他的後代，這便是「曲則全」最高運用的道理。
現在，再舉三則歷史實例：
漢武帝乳母，嘗於外犯事。帝欲申憲，乳母求東方朔。朔曰：此非唇舌所爭，而必望濟者，將去時，但當屢顧帝，慎勿言此，或可萬一冀耳。乳母既至，朔亦侍側，固謂曰：汝癡耳！帝今已長，豈復賴汝哺活耶！帝淒然，即敕免罪。
《史記》載救乳母者，為郭舍人，現在據劉向《說苑》等記，說是東方朔。余姑且認為是東方朔，較有趣味。
在歷史的記載上的漢武帝，有人說他是「窮兵黷武」，與秦始皇並稱，同時也是歷史上的明主。漢武帝有個奶媽，他自小是由她帶大的。歷史上皇帝的奶媽經常出毛病，問題大得很，因為皇帝是她的乾兒子，這奶媽的無形權勢，當然很高，因此，「嘗於外犯事」，常常在外面做些犯法的事情。「帝欲申憲」，漢武帝也知道了，準備把她依法嚴辦。皇帝真發脾氣了，就是奶媽也無可奈何，只好求救於東方朔，東方朔在漢武帝前面，是有名的可以調皮耍賴的人。漢武帝與秦始皇不同，至少有兩個人他很喜歡，一個是東方朔，經常與他幽默--滑稽、說笑話，把漢武帝弄得啼笑皆非。但是漢武帝很喜歡他，因為他說的做的都很有道理。另一個是汲黯，他人品道德好，經常在漢武帝面前頂撞他，他講直話，使漢武帝下不了台。由此看來，這位皇帝獨對這兩個人能夠容納重用，雖然官做得並不很大，但非常親近，對他自已經常有中和的作用。所以，東方朔在漢武帝面前，有這麼大關係。奶媽想了半天，不能不求人家。皇帝要依法辦理，實在不能通融，只好來求他想辦法。他聽了奶媽的話後，說道，此非唇舌所爭--奶媽：注意啊！這件事情，只憑嘴巴來講，是沒有用的。因此，他教導奶媽說：「而必望濟者，將去時，但當屢顧帝，慎勿言此，或可萬一冀耳！」你要我真幫忙你，又有希望幫得上忙的話，等皇帝下命令要辦你的時候，一定叫把你拉下去，你被牽走的時候，什麼都不要說，皇帝要你滾只好滾了，但你走兩步，便回頭看看皇帝，走兩步，又回頭看看皇帝。千萬不可要求說：「皇帝！我是你的奶媽，請原諒我吧！」否則，你的頭將會落地。你什麼都不要講，喂皇帝吃奶的事更不要提。「或可萬一冀耳」！或者還有萬分之一的希望，可以保全你。
東方朔對奶媽這樣吩咐好了，等到漢武帝叫奶媽來問：「你在外面做了這許多壞事，太可惡了！」叫左右拉下去法辦。奶媽聽了，就照著東方朔的吩咐，走一兩步，就回頭看看皇帝，鼻涕眼淚直流。東方朔站在旁邊說：你這個老太婆神經嘛！皇帝已經長大了，還要靠你餵奶吃嗎？你就快滾吧！東方朔這麼一講，漢武帝聽了很難過，心想自己自小在她的手中長，現在要把她綁去砍頭，或者坐牢，心裡也著實難過，又聽到東方朔這樣一罵，便說算了，免了你這一次的罪吧！以後可不要再犯錯了。「帝淒然，即敕免罪」。暫且交付看管起來，也就好了。
像這一類的事，看起來，是歷史上的一件小事，但由小可以概大。此所以東方朔的滑稽，不是亂來的。他是以滑稽的方式，運用了「曲則全」的藝術，救了漢武帝奶媽的命，也免了漢武帝后來的內疚於心。
假如東方朔跑去跟漢武帝說：「皇帝！她好或不好，總是你的奶媽，免了她的罪吧！」那皇帝就更會火大了。也許說：「奶媽又怎麼樣，奶媽就有三個頭嗎？」「而且關你什麼事，你為什麼為她說情？」「可能她的犯罪，都是你的壞主意吧！」同時把你的講話傢伙也一齊砍下來，那就吃不消了。他這樣一來，一方面替皇帝發了脾氣，你老太婆神經病，十三點！如此一罵，皇帝難過了，也不需要再替她求情，皇帝自己後悔了，也不能怪東方朔，因為東方朔並沒有請皇帝放她，是皇帝自己放了她，恩惠還是出在皇帝身上，這就是「曲則全」。
劉備的淫具，齊景公的劊子手
（先主）劉備在蜀，時天旱，禁私釀，吏於人家，索得釀具，欲論罰。簡雍與先主游，見男女行道，謂先主曰：彼欲行淫，何以不縛？先主曰：何以知之？對曰：彼有其具。先主大笑而止。
三國時代，劉備在四川當皇帝，碰當天旱--夏天長久不下雨，為了求雨，乃下令不准私人家裡釀酒，就如現在政府命令，不准屠宰相類同。因為釀酒，也會浪費米糧和水，就下令不准釀酒。命令下達，執行命令的官吏，在執法上就發生了偏差，有的在老百姓家中搜出做酒的器具來，也要處罰。老百姓雖然沒有釀酒，而且只搜出以前用過的一些做酒工具，怎麼可算是犯法呢？但是執行的壞官吏，一得機會，便「乘時而駕」，花樣百出，不但可以邀功求賞，而且可以藉故向老百姓勒索、敲詐，報上去說，某人家中，搜到釀酒的工具，必須要加處罰，輕則罰金，重則坐牢。雖然劉備的命令，並沒有說搜到釀酒的工具要處罰，可是天高皇帝遠，老百姓有苦無處訴，弄得民怨處處，可能會醞釀出亂子來。簡雍是劉備的妻舅，有一天，簡雍與劉備兩郎舅一起出遊，順便視察，兩人同坐在一輛車子上，正向前走，簡雍一眼看到前面有一個男人與一個女人在一起走路，機會來了，他就對劉備說：「這兩個人，準備姦淫，應該把他倆捉起來，按姦淫罪法辦。」劉備說：「你怎麼知道他們兩人欲行姦淫？又沒有證據，怎可亂辦呢？」簡雍說：「他們兩人身上，都有姦淫的工具啊！」劉備聽了哈哈大笑說：「我懂了，快把那些有釀酒器具的人放了吧。」這又是「曲則全」的一幕鬧劇。
當一個人發怒的時候，所謂「怒不可遏，惡不可長」。尤其是古代帝王專制政體的時代，皇上一發了脾氣，要想把他的脾氣堵住，那就糟了，他的脾氣反而發得更大，不能堵的，只能順其勢--「曲則全」--轉個彎，把他化掉就好了。這是說身為大臣，做人家的幹部，尤其是做高級幹部，必須要善於運用的道理。歷史上這些故事多得很，我們再看第三個：
齊有得罪於景公者，公大怒。縛至殿下，召左右肢解之，敢諫者誅，晏子左手持頭，右手磨刀，仰而問曰：古者明王聖主肢解人，不知從何處始。公離席曰：縱之，罪在寡人。
周朝，春秋時代的齊景公，在齊桓公之後，也是歷史上的一位明主。他擁有歷史上第一流政治家晏子--晏嬰當宰相。當時有一個人得罪了齊景公，齊景公乃大發脾氣，抓來綁在殿下，要把這人一節節地砍掉。古代的「肢解」，是手腳四肢、頭腦胭體，一節節地分開，非常殘酷。同時齊景公還下命令，誰都不可以諫阻這件事，如果有人要諫阻，便要同樣地肢解。皇帝所講的話，就是法律。晏子聽了以後，把袖子一卷，裝得很凶的樣子，拿起刀來，把那人的頭髮揪住，一邊在鞋底下磨刀，做出一副要親自動手殺掉此人，為皇帝洩怒的樣子。然後慢慢地仰起頭來，向坐在上面發脾氣的景公問道：「報告皇上，我看了半天，很難下手，好像歷史上記載堯、舜、禹、湯、文王等這些明王聖主，要肢解殺人時，沒有說明應該先砍哪一部分才對？請問皇上，對此人應該先從哪裡砍起？才能做到像堯舜一樣地殺得好？」齊景公聽了晏子的話，立刻警覺，自己如果要做一個明王聖主，又怎麼可以用此殘酷的方法殺人呢！所以對晏子說：「好了！放掉他，我錯了！」這又是「曲則全」的另一章。
晏子當時為什麼不跪下來求情說：「皇上！這個人做的事對君國大計沒有關係，只是犯了一點小罪，使你萬歲爺生氣，這不是公罪，私罪只打二百下屁股就好了，何必殺他呢！」如果晏子是這樣地為他求情，那就糟了，可能火上加油，此人非死不可。他為什麼搶先拿刀，要親自充當劊子手的樣子？因為怕景公左右有些莫名其妙的人，聽到主上要殺人，拿起刀來就砍，這個人就沒命了。他身為大臣，搶先一步，把刀拿著，頭髮揪著，表演了半天，然後回頭問老闆，從前那些聖明皇帝要殺人，先向哪一個部位下手？我不知道，請主上指教是否是一刀刀地砍？意思就是說，你怎麼會是這樣的君主，會下這樣的命令呢？但他當時不能那麼直諫，直話直說，反使景公下不了台階，弄得更糟。所以他便用上「曲則全」的諫勸藝術了！
大概把這些歷史故事瞭解以後，可作人生做人處事的參考。世間有很多事情都是如此，即使家庭骨肉之間朋友之道，也是一樣。人非修學不可，讀了書要學以致用，但有時候書雖讀得多，碰到事情的現場，脾氣一來，把所讀的書都丟掉了，那就沒有辦法的事。
枉則直的教育法
其次，我們再用歷史故事說明「枉則直」的道理。漢文帝是研究老子的好學生，所以，我們講老莊的思想學術，引用他的故事亦蠻多的，現在又要借用他的一則歷史故事：
漢文帝初即位，立太子母竇氏為皇后。後兄長君。弟廣國，字少君。初為人略賣，傳十餘家。聞皇后立，乃上書自陳。厚賜田宅，家於長安。周勃、灌嬰等曰：吾屬不死，命且懸此兩人。兩人所出微，不可不為擇師傅賓客，恐又復效呂氏也。乃選士有節行者為居。兩人由此為退讓君子，不敢以尊貴驕人。
過去宗法社會，重視長子，大兒子可以繼承皇帝位子，這是古代傳統的習俗。漢文帝的大兒子的媽媽姓竇，兒子當了太子，母親便順理成章當上皇后（過去皇帝的妻子很多，看哪一個生兒子生得快，做太子的希望就大）。可是，竇家這位皇后，家庭履歷並不太高明，她是貧賤出身。皇后的哥哥名字叫做「長君」，有個弟弟名叫「廣國」，又名「少君」。竇家這個小兄弟更慘，年輕的時候，被騙子騙走，把他賣掉，這家買來，賣給那家，輾轉賣了十多次。到了二十幾歲時，聽到姊姊當了皇后，他便寫信給皇后，說明彼此之間同胞姊弟的關係。竇皇后接到信以後，既驚喜，又懷疑，寫信的人究竟是不是被人騙走賣掉的兄弟呢？可是他再向皇后說明小時候同胞手足間，如何共同生活，姊弟如何相親相愛，列舉事實證明，皇后才相信這真是他的兄弟了，因為報告中所說的事，只有他們姊弟之間才曉得。從此歸宗認親，一步登天，「厚賜田宅」，賞賜田宅很多；「家於長安」，住到國都所在地來，以便姊弟間可以時常相聚，享受天倫之樂。
可是我們曉得漢朝的歷史，一起手，便有外戚之禍。漢文帝之所以能當上皇帝，就是因為漢朝劉家的老太太呂後造反出了問題，才有機會輪到他當皇帝。漢高祖死後，呂後當權，想要把劉家--漢高祖後代都弄光，給自己娘家呂氏後代當皇帝。這件政變的大禍事，全靠跟劉邦同時起義的老幹部周勃與陳平他們設計平息了。周勃與灌嬰，都是追隨漢高祖劉邦一同起來打天下的、立有汗馬功勞的將領。他兩人看到竇皇后姊弟之間這個情形，便聯想到剛剛過去呂後與呂家的故事，就商量說，我們這些人，與漢高祖一起出來打天下，出生入死，總算留下一條老命，現在業已過了退休高齡，將來要想保全身家性命不死，可是照現在情形看來，我們的命運，還須掌握在竇家姊弟的手裡，而且這兩姊弟出身貧賤，知識、道德、修養都很低。像這種人，一旦進入政治舞台，手上有了權勢，如果殘暴起來，比知識分子出身的人，還要殘暴得多。周勃與灌嬰，在幾千年前，雖然出身行伍，但憑人生經驗，就早已看出沒有受過良好教育、沒有正確中心思想和深厚學術修養的人，一旦出來當政，後果是不堪設想的。有此遠見，的確高人一等，無怪能做開國功臣之一。商量結果，唯一辦法，只有首先教育他們讀書明理，「不可不為擇師傅賓客」。唯一的補救辦法，為了他們好，為了竇家好，為了我們全體高級老幹部，將來不再受冤枉的迫害，只有教育他。因此審慎選擇一批好的老師，和一班好的青年子弟和他做朋友，來輔導他步入正途。周勃他們認為，如果不這樣做的話，不從教育著手，「恐又復效呂氏也」，這兩個人將來當權了，恐怕要學呂家的模子，那就太危險了。「乃選士有節行者為居」，於是選拔有學問、有道德、有節行的人（有學問的人，不一定品行好，因此必須要加一項有節行）與他做朋友，並教他讀書。竇家兄弟兩人，受了良好教育造就，從此便變成謙虛退讓的君子，與世無爭，這有多好啊！皇親國戚之間，還有誰敢欺負他，他也不欺負人。身為皇親國戚的人，只有如此，不以尊貴驕人，自然更為高貴了！這兩兄弟後來學問成就，不像其他皇帝的親屬，他們是非常講學問、講道德，絕對不以自己的尊貴，去欺負人家，傲視人家，不要法律的約束，都能自尊自重。他自己有了這樣的學問、這樣的修養，因此而終前漢世代，竇氏世澤綿長，成為世家大族。這就是「枉則直」的道理。
實際上，周勃、灌嬰對竇皇后姊弟之間這樣處理，也很不公平，可以說是別有私心的。他們是為了自己將來不受冤枉的迫害，怕自己會被陷害，所以也非聖人之道。聖人之道，是不考慮自己的利益，應為大眾著想。倘認為像竇少君兄弟這樣的人，到了第一等高位，便應該加以教育而造就他為國家所用的人才，並非只顧私人的利害，那就是仁人的用心了。孔孟之道，固然應當如此，老莊之道，也不例外。歷史上記載得很明顯，他們兩個人的動機，不是為別人著想，也不是為國家天下著想，而只為自己的身家性命著想，而有此一動機的，所以只能說是一種權術手段。但是這個手段，已經夠高明，夠美好，事實上也合乎老子《道德經》「枉則直」的原則了！
下面晏子這一個「枉則直」的故事，是道德的「枉則直」的道理：
晏子（嬰）謂曾子曰：今夫車輪，山之直木也。良匠揉之，其圄中規，雖有槁暴，不復贏矣。故君子慎隱揉。和氏之壁，井裡之困也。良工修之，則為存國之寶也，故君子慎所修。
晏子是曾子的前輩，字平仲，他是孔子相交最好的朋友，孔子也很佩服他這個人（大概曾子那時年紀很少，該叫他世叔吧）。有一次，晏子對曾子說：「今夫車輪，山之直木也。」古代的車輪，是用木頭做的，不像現代是橡皮的。車輪是圓的，可是山上的木頭是直的，沒有彎曲的，「良匠揉之，其國中規」。好的木工，把直的木頭拿來加工，變成彎的圈圈，一經雕鑿過，這個圓圓剛好中規中矩，剛剛是一個圓圈，沒有一點偏差。
「雖有槁暴，不復贏矣！」木頭的本身，雖有枯槁的地方，或者是有暴節的凸出來，或者是木頭有一個地方凹下去，這兩種情形，都是木頭的缺點，可是經過木工的雕鑿，「不復贏矣！」這個木頭，如有缺點做成車輪，要載很重的東西，那怎麼行呢！但是經過一個木工的整理過，它沒得缺點了，便可發出堅強的作用來。
「故君子慎隱揉」。什麼叫「隱揉」呢？慢慢地、漸漸地。所以說，要學會做一個君子，便要謹慎小心，致力學問修養，一天一天慢慢地琢磨成器，如同木工做車輪於一樣，慢慢地雕鑿，平常看不出效果，等到東西做成功了，效果就出來了，到這時候，才看出成績。所謂「慎隱揉」。就是慢慢地、漸漸地、靜靜地，不急躁地去做。這就是告訴曾子，人生的學問道德修養，不是一下做得好的。
第二個觀念，「和氏之壁」。在中國歷史上，是一塊大的寶石--玉，就是商相如見秦昭王「完壁歸趙」的那塊玉。原是楚國的玉工卞和，觀察到荊山有一塊大石頭，斷定它裡面蘊藏有一方美玉。最初還沒有人相信，指他說謊話騙人，卞和因此還受了刑罰，兩腿被鋸斷了。後來事實證明，的確其中有玉，一躍而成為價值連城的寶玉。卞和好冤枉啊！但這塊寶玉，當它還沒有開鑿出來，只不過是一塊噗石而已。如同鄉巴佬，生活沒得辦法，到山上弄塊石頭--去找玉石--如果一下看準了，鑿開了裡面有玉，就會發財。這和窮人到沙灘上淘金是一樣的。可是，石頭固然找對了，但必須經過良工加以切磋、雕琢，制做成為上好的珍品，那麼，這塊石頭才能成為「存國之寶」，象徵保全一個故國的大寶了。它本來不過是山裡一塊沒有人要的石頭，連牛羊都可以在上面大便，等到挖出來後，經過人工雕鑿整理，就變成「存國之寶」。引用這個故事來比喻，「故君子慎所修」。一個普通的人，要想變成一個聖人，或者是要開創一番事業，處處需要學問、道德、知識、技能，但須看你自己平常所學、所修養、所注意的是什麼？這就是說明了「枉則直」的一則作用。
狐狸、豹皮的吸引力
再說「窪則盈」的故事：
晉文公時，翟人有獻封狐、文豹之皮者。文公喟然歎曰：封狐、文豹何罪哉？其皮之罪也，大夫架枝曰：地廣而不平，財聚而不散，獨非狐豹之罪乎？文公曰：善哉說之。架枝曰：地廣而不平，人將平之。財聚而不散，人將爭之。於是列地以分民，散財以賑貧。
「窪則盈」。水性下流，凡是低窪的地方，流水積聚必多，最容易盈滿。春秋時代，齊桓公、晉文公都是五霸之一。但春秋所謂的霸主，並非後來項羽自稱為「西楚霸王」的霸王。後世所謂的「霸王」，應該等於現在世界上的發達國家，在國際間有它了不起的武力和特殊的政治聲望威力。尤其晉文公是春秋時候第二個霸主，而且他更與齊桓公所遭遇家庭問題所發生的變故，類似而又不同。他因為後娘的爭權而發生變故，逃亡在外，歷盡艱危險阻，吃盡苦頭，餓過飯，幾乎把命都丟掉，流亡了十九年，獲得了豐富的人生經驗，最後復國，所以晉國在他手裡成為一個霸主。當他當了霸主的時候，翟這個地方（在今山東），有一個老百姓，來獻「封狐文豹之皮者」，向晉文公貢獻一件長得很大的-一起碼是有七八百年的道行、成了精靈的狐狸，結果也難免有此一劫，被人抓到殺了，得了一張大皮。在過去以狐皮製成的衣服叫狐裘，是第一等衣料，非常名貴，普通老百姓是穿不起的，沒有這種資格和本錢，因此得到這樣好的一張特等狐皮，自然要獻給君主。另外一張豹的皮，也是有特別花紋的皮包，都是上等皮貨。晉文公收到老百姓所獻上這樣的珍品，因為自己在外流亡多年，什麼苦頭都吃過，所以看了以後，不免引起感慨，大歎一聲說道：「封狐、文豹何罪哉，其皮之罪也。」狐狸長大了也不犯法，豹子毛長得漂亮，也不犯法，動物有什麼罪呢？可是這兩個傢伙，硬是被人打殺了，只是因為它的皮毛長得太過漂亮，所以才免不了禍害的降臨！
這時，曾經跟他流亡多年的一位功臣，名叫榮枝的大夫，聽了晉文公的感歎，就接著說：「地廣而不平，財聚而不散，獨非狐豹之罪乎？」這幾句話是很妙的雙關語，他說：「一個國家擁有廣大的土地（春秋時候，人口很少，沒有開發的地方很多），君主內府（宮廷）的財帛又那麼多，但是老百姓仍然沒有飯吃。那豈不是如這兩頭被殺害的狐狸、豹子一樣的可怕嗎？」榮枝這話說得很幽默，換句話說，他當時所講的話與後世禪宗祖師們的話頭一樣，都具有面面觀的價值，要有高度理解力，能聽別人吹牛的天才，才可聽得懂。像齊桓公、晉文公、漢高祖這些人，專門會聽別人吹大牛的，自然心裡有數。來枝的話也可以解釋為：我們國家的土地那麼廣大，而你私人皇宮的財產又那麼多，「福者禍之所倚」，說不定有一天也像這狐豹的皮件一樣，落到別人的手裡啊！這幾句話很難解釋，很難作明白的表達，直譯成白話，就沒有含蓄的美了，此之所以為古文，則自成為一套文學邏輯。古文為什麼不明講呢？如果用現在的白話文的體裁語氣，講完了以後，等於在洗澡堂裡看裸體，一覽無餘，一點味道也沒有。而且在說話的藝術上，變成太直，等於頂撞，絕對是不行的，不合乎「曲則全」的原則。同樣的語意，經過語言文字的修飾，便可以當作指責，也可以當作比喻。不要認為文章只是文章而已，古人講話未必真會那麼講。在我的經驗中，曉得前輩說話，真的那麼講，因為我小時候聽到前輩先生們講話，他們嘴裡講出來的話就是文質彬彬的。自己讀書沒有讀好，聽他們講話往往會聽錯了，不像現在一般講話，一點韻味也沒有。例如：好的！好的！偏要說成「善哉！善哉！」這又為了什麼？因為古人認為語意如不經修飾，就不足以表示有學問的修養。現在如果用這種語匯，說委婉的話，卻反遭人譏誚為「咬文嚼字」了。
晉文公是何等聰明的人，他因看到狐豹的皮而引出內心的感慨，再經過跟在他身邊的親信接上這麼一句「獨非狐豹之罪乎？」晉文公便說：「善哉說之！」意思是說：好！你的道理說得對，你就把你要說的道理直接講個徹底吧！不要含含糊糊，有所顧忌了！
來枝說：「地廣而不平，人將平之；財聚而不散，人將爭之。」你沒有平均地權，把沒有開發的地區分配給人民耕種，將來就會引起老百姓的反感，別人就會起來分配。你宮廷中財產那麼多，沒有替社會謀福利，將來就會有人將你皇宮的寶藏拿走了。晉文公說：你說的全對！因此馬上就實施政治改革，「於是列地以分民，散財以賑貧。」這就是「窪則盈」的道理。
我們再說一個「窪則盈」的故事：
晉文公問政於咎犯。咎犯對曰：分熟不如分腥，分腥不如分地，地割以分民而益其爵祿，是以上得地而民如富，上失地而民知貧，古之所謂致師而戰者，其斯之謂乎？
「咎犯」是一個人名，不要認為「咎」是過錯，「犯」是犯了罪，這樣解釋那就糟了（一笑）。咎犯和架枝，都是晉文公身邊的高級幹部，而且都是跟晉文公流亡在外十九年吃盡苦頭的人。有一天晉文公與他討論政治的道理，咎犯對曰：「分熟不如分腥，分腥不如分地，地割以分民而益其爵祿，是以上得地而民知富，上失地而民知貧。」咎犯答覆說：你要在經濟上、財政上，做平均的分配，合理的分配。比如我們分配一塊肉，煮熟了來分配，還不如分腥的好。拿一塊生的豬肉分給人家，五斤也好，十斤也好，分到豬肉的人，也許紅燒，也許清燉，比較方便，一定要煮熟切片再分送給人家，那麼，人家就固定非吃白切肉而不可了！這樣，就有點強迫別人的意志了！這是分熟的不如分腥的涵義，是用譬喻的邏輯。再說，分食物給人家，不如分地給人家自己去耕地好。也就是說，最好是把王室的私有財產--土地，平均地權，分配給老百姓以後，「而益其爵祿」，不但分配給他土地，使其生活安適，而且給他適當的職務，使他有事情可做。這樣一來，自己的財產雖然分配給了老百姓，在形態上好像是把財產分掉了，其實老百姓富有了，也就是王室國家的富有。「是以上得地而民知富，上失地而民知貧。」這兩句又是什麼內涵呢？因為萬一有敵人來侵犯，全國老百姓不要你下達命令，自然會起來作戰，如果我們共有的國土被敵人佔據了，那大家也完了。何謂「致師而戰者」？「致師」，是不等到下達命令，老百姓自動地都來動員，因為國家的災難，就是人民自己的災難，這是「致師而戰」的內涵，同時也說明了「窪則盈」的原理。
我們現在費了很多時間力氣，說明了這幾句話的道理，下面再講一則歷史故事，來說明「敝則新」。
趙簡子謂左右車席泰美，夫冠雖賤，頭必戴之。履雖貴，足必履之，今車席如此泰美，吾將何以履之。夫美下而輕上，妨義之本也。
趙簡子也是戰國時代的大政治家之一，「謂左右車席泰美」。他看到左右的人，如一般官吏或侍隨官等人，都把他的車子裡鋪的蓆子，做得太講究了，拿現在比喻，地毯太好了，所以，他很不高興，向左右的人說：為什麼把我車子裡面佈置得那麼漂亮，那麼名貴呢！帽子再壞，還是戴在頭上。鞋再名貴，還是穿在腳底下，踏在地面。現在你們把車子鋪上那麼好的地毯，那麼我要穿上什麼鞋子，才能踏這地毯上面，以便名貴中更加名貴呢！即使換了一雙更名貴的鞋子，我可無法再到我媽媽那裡找一雙漂亮的腳來穿這雙好的鞋子呢！那怎麼辦！「夫美下而輕上，妨義之本也」。這句話，就同參禪一樣是話頭，人只顧眼前，不顧將來，「美上而輕下」也是不合理的，這不是道德的根本。他吩咐把漂亮的地毯拿掉，保留原來的樸實，那才是永遠是常新的。
我們引用歷史的故事，來說明老子這幾句話的作用，使大家瞭解在行為上、做人處事的原則。一個人做人做事，無論大事小事，一定要把握住道家的精神--「曲全」、「枉直」、「窪盈」、「敝新」這幾個原則才好。這是人生的藝術，自己要把這一生的生活，個人的事業前途，處理得平安而有韻味，就應該把握這一些原則。而這四個原則，歸納起來，統屬於「曲則全」的延伸而已。
有了富貴，失去歡樂
接著，更加引申「曲全」之道的正面告誡，便說出「少則得，多則惑」的名言。當清末民初的時期，有一山西商人，生意做得很大，財產很多，可是這人一天到晚，必須自己打算盤，親自管理會計。雖然請有帳房先生，但總帳還是靠自己計算，每天打算盤打到深夜，睡又睡不著，年紀又大，當然很煩惱痛苦。挨著他的高牆外面，卻住了一戶很窮的人家，兩夫妻做豆腐維生，每天凌晨一早起來磨豆子、煮豆漿、做豆腐，一對活寶窮開心，有說有笑，快快活活。可是這位富商，還睡不著，還在算帳，攪得頭暈眼花。這位富商的太太說：「老爺！看來我們太沒意思！還不如隔壁賣豆腐這兩口子，他們儘管窮，卻活得很快樂。」這位富商聽了太太這樣講，便說：「那有什麼難，我明天就叫他們笑不出來。」於是他就開了抽屜拿了一錠十兩重的金元寶，從牆上丟了過去。那兩夫妻正在做豆腐，又唱歌，又說笑，聽到門前「撲通」一聲，掌燈來看，發現地上平白地放著一個金元寶，認為是天賜橫財，悄悄地撿了回來，既不敢歡笑，更不想歌唱了，心情為之大變。心裡想，天上掉下黃金，這怎麼辦！這是上天賜給我們的，不能洩露出去給人家知道，可是又沒有好地方儲藏--那時候當然沒有使用保險櫃--放在枕頭底下不好睡覺，放在米缸裡也不放心，直到天亮豆腐也沒有磨好，金元寶也沒有藏好。第二天，兩夫妻小組會議，這下發財了，不想再賣豆腐了，打算到哪裡買一幢房子，可是一下子發的財，又容易被人家誤以為是偷來的，如此商量了三天三夜，這也不好，那也不對，還是得不到最好的方法，夜裡睡覺也不安穩，當然再也聽不到他兩口子的歡笑聲和歌唱聲了！到了第三天，這位富商告訴他的太太說：「你看！他們不說笑、不唱歌了吧！辦法就是這麼簡單。」
窮人沒有見過很多的錢，也沒有經歷過財富的日子，以為財富很好，認為財富多了，就會快樂和幸福。過去的時代，住在海邊的窮人家就很可憐，一年到頭，只吃一點蕃薯干，摻了一些糙米做稀飯，除此之外，一點液得發臭的成魚，算是佐餐的副食。偶然吃到一點青菜、豆腐，那是一種大享受。曾經有一個窮人，發了一個大願，他說，如果我某人將來有錢的時候，天天要吃青菜豆腐，才夠意思，這就是他一生的最高慾望了！他可不知道，有錢的人吃青菜豆腐，並不算一回事，他以為青菜豆腐便是世上最好的菜餚。但是，誰又真能瞭解，知識愈多，煩惱愈大。財富越大，痛苦越深呢！所以佛經裡把煩惱叫做「煩惑」，愈有煩惱，思想就愈迷惑不清。
「是以聖人抱一為天下式」。老子說：自古以來，有道的人--聖人，必是「抱一為天下式」，確然而不可拔，固守一個原則以自處。但是，什麼叫「一」？「一」者，道也。下面會有解釋，這裡暫時保留。總之，他是說人生於世，做人做事，要有一個準則，例如現在很多青年同學，並不如此。問到他們的人生觀是什麼？他們都茫然不知所對。許多讀到大專畢業的同學，甚至拿到碩士、博士的人，談到他的人生觀，總是說還沒有確定。你作木匠就作木匠，做泥水工就做泥水工，當皇帝與作泥水工，只是職業上的不同，人格則仍然是一樣的。人要認定一個人生的目標，確定自己要做什麼。要做一個學者，就準備窮一輩子，如果又怕窮，又想當學者，幾乎是不可兼得，無法兩全的事。但是人生觀總是要有個確定的目標才對。所以「聖人抱一而為天下式」是為至要。
四不的領導學
接著一式以後，便講：「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道家的老莊，與佛家、儒家，三家教人的道理，幾乎都是一樣的。不過佛家、儒家是從正面上講，老莊道家是從反面上說的。反面說的意義深刻，不但深刻，而且更具有啟發性的作用。因為佛家與儒家是從正面上說的，往往變成了教條式的告誡，反而使人產生抗拒性的意識。至於老莊道家的說法，卻合乎「曲則全」的作用，比較使人容易接受。
「不自見故明」。人本來要隨時反省，使自己看見自己才好，為什麼在這裡卻說要「不自見故明」呢？這是說，要人不可固執自己主觀的成見，執著了自己的主觀成見，便同佛家所說的「所知障」，反為自障了！因為自有主觀成見，就無法吸收客觀的東西，因此而說「不自見故明」。尤其對一個領導的人來講，千萬不要輕易犯了這個錯誤，即如一個公司的老闆、董事長，一旦事業成就，便不可得意忘形，須有「不自見」，才能更加明白事理。有人說，老莊是帝王學，是偉大的領導術，也許重點就在這些至理名言中。當一個領導群眾的人，千萬不可有「自見」，需要多聽聽別人的意見，把所有的智慧，集中為你自己的智慧，你的智慧就更大了。那就合乎「不自見故明」的道理了。
「不自是故彰」。「自是」與「自見」差不多是同一個道理，但同中有異。「自是」是主動的認為我一定都對的，我的絕對沒有錯。譬如現在的人，喜歡引用拿破侖說的：「拿破侖的字典裡沒有難字」。乍聽很有氣魄似的，其實，拿破侖就太「自是」，所以變成拿破了輪，結果還是要失敗。只引用拿破侖的話，沒有看到拿破侖的一生，他不過是像項羽一樣的人物，並沒有真正成功的內涵。他的字典裡面沒有難字，那是「自是」，所以，成功果然很難，人不自是，才能開彰大業。
「不自伐故有功」。「自伐」，是自我表揚的代名辭。有了功勞的人愛表功，差不多是人們的常態。尤其許多青年同學們，很容易犯這個毛病，雖然只做了一點事情，就想人家表揚一下，要鼓勵鼓勵。常常以此來作為課題，考察青年同學，看他能穩得住多久時間。有些人穩幾天可以穩得住，多過幾天，心裡就穩不住了，我做的事這麼久了，好像老闆都不知道一樣，就要想辦法表現出來。真正有修養的人要不自伐，有功等於無功，儒家的人常以堯舜來做標榜，「功在天下」，「功在國家」，而他自己好像一點都沒有做一樣，而且更加謙虛，覺得自己沒有什麼貢獻似的，那才是不自伐的最高竿，當然不會埋沒了你真正功高望重的知名度的，因為天下明眼人畢竟很多。
「不自矜故長」。「自矜」，也就是現在所講的自尊心，說好聽點叫自尊心，說不好聽就叫做傲慢，自尊心與傲慢，幾乎是同一心態，但用處不同，效果也不一樣。比如，走在街上，看到別人的鈔票掉了，很想把他撿起來，但又不敢去撿，為什麼？因為有自尊心。那你就乾脆撿起來等人來認領，或是送到警察派出所招領，這也沒有什麼不對，所以自尊與傲慢，看是用在什麼地方，用不對了，就是傲慢，用得好就是自尊。傲慢的人不能成功，所以要不自矜才能成長。「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這四不的名句，是告訴我們，為人立身處世必然要記住的道理，豈止要把它作為「座右銘」，應當要把它作為「額頭銘」，要貼在額頭上，記在腦子裡，則終身受用不盡。
「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講到這裡，全篇還是一句老話--「曲則全」。
剛才是分開作解說，現在老子他說：因為人能夠真做到無爭才行。要怎樣才能做到無爭呢？好處都屬於別人的。例如佛家所說，就要菩薩發心，慈悲愛人，愛一切世人，一切犧牲都是為別人，自己不想得到任何一點報酬。因此，「天下莫能與之爭」。縱然要爭，也沒有用，我既什麼都不要，本來便是空，與「空」爭個什麼！人之所以有禍害、有痛苦、有煩惱，就是因為想抓住點什麼，既然一切都不要、都捨出去了，那自然無爭，自然爭不起來。綜合上面這些道理，也都是為了「曲則全」原則的發揮，看來都是反面文章，同現實一般的人生，都是相反。其實，相反地，正是為了正面可保全自己，成就自己的道德，完美自己的人格，所以，老子加重語氣說：「豈虛言哉」！這不是空話啊，不是空理論啊！
「誠全而歸之」。這句話可以作兩種解釋。一種是說：「曲則全」最重要，人生最偉大的作為，不必要求成功在我，無論在道德學問上的成功，或是事業上的成功。如果「功成、身退而不居」，一切付之全歸，這赤裸裸的坦誠，就是「曲則全」的大道，這才是人生的最高藝術。「誠」字，可以把它作動詞用，說明實在要走「曲則全」的道理，才能夠得上為天下之所歸，眾望之所屬。另外的一種解釋是：「誠」字下面加一標點，構成「誠，全而歸之」。這樣一來，便是說明如何做到「曲則全」的真正條件，那只有一個「誠」字才可。絕對不能把「曲則全」當做手段，要把它當做道德，要真正誠誠懇懇地去做。如果知道「曲則全」的名言，卻把它當成手段去做，那就「不誠無物」，完全不對了。所以，也可以讀成「誠，全而歸之」。這種解釋。也不是我的發明，看了很多古人的註解，果然早已有這一見解。所以，書讀多了，常常發現自己不能「自見」、「自是」，好像有很了不起的見解，以為前無古人，但過了幾年以後，忽然看到另一本書，就臉紅了，原來你的見解，古人早已說過，所以人不能「自是」。固然我並非偷襲古人的見地，但古人也絕不是偷去你的。
這是《老子》第二十二章，他在講「曲則全」之後，下面再給我們申述了很多。也由此可以發現《老子》這本書的編排，有很多章第一句話是最重要，下面即是這個綱要的申述，等於現在寫文章一樣，先標出一個綱要，綱要下面就說出很多重要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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